慈善的高山厚土
崔乃夫

  崔乃夫: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民政部任部长11年,1994年至1998年任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
  
  慈善,这个曾经被回避、被曲解,甚至被鞭笞的名词在新中国被正名、被重新提起;慈善事业在新中国重新酝酿、萌芽、创建、发展;慈善的旗帜在华夏大地重新举起并被社会承认,这曲折却令人振奋和欣慰的中华慈善史都与崔乃夫这个厚重又响亮的名字紧密而生动地联系着。

  2014年,崔乃夫已经是86岁高龄的老人了,却风度依然。在我的印象与记忆里,这位共和国部长、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总是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他身材修长,长脸、大眼、阔鼻。尽管岁月在他的脸上也留下了历史的沧桑,但仍可以清晰地在他身上领略到好男人的英俊与风采。他讲起话来连贯自如、层次分明、逻辑严谨,常常是慢慢地柔柔地,语调抑扬顿挫,又总能使人从心底上感到一种力量,一种颇具震撼力的启示。

  早在1995年,我就在他位于北京西皇城根9号的办公室里听他讲过慈善。那时,我对“慈善”还懵懵懂懂。

  “怎么解释慈善呢?慈善实际上就是人们之间的互助。作为观念来讲,慈善在中国存在的时间是很长了。早在先秦,就有‘慈’和‘善’二字出现。老子的《道德经》中,又有了‘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样的句子。”崔乃夫坐在他办公室一张放了许多书的小圆桌旁,一边轻轻用手比画着,一边流畅而清楚地对“慈”和“善”做了分别的解释。他说:“父母对子女的爱为慈。讲的是纵向关系。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所体现的就是慈。善讲的是横向关系,社会上人对他人的帮助、仁爱。中国把慈善二字并提,是在《北史》的《崔光传》里。那里面有‘光宽与慈善’这样的提法。”

  那个上午,我还听到他对我国慈善事业深刻的分析,他认为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慈善的认识有两个误区,一是认为福利救济活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都应该由国家包起来;二是有些人认为慈善活动是伪善,是有钱人从他们剥削他人的钱财中拿出一点施舍穷人。崔乃夫说这是我国慈善事业在解放后没有发展的思想上的原因。另外还有物质上的原因,这是更重要的。我还记得那时崔乃夫表情丰富地分析了解放后直到文化革命前的社会经济情况,他用手比划着说:“那时,每人每月28斤粮票、5两油、半斤肉,一年十几尺布票,在这样条件下怎么开展慈善活动?”接着,他又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社会经济情况。他说:“现在,经济有了较快地发展,人们的收入有了落差,也就为慈善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不少人也开始考虑:中国是否需要慈善?能否成立慈善组织?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通过几十年的实践,从国家到老百姓都认识到:事事全靠国家是不行的,还要靠全社会的关心与支援。”

  后来的许多日子里,我总是不断听到崔乃夫有关慈善事业的深刻论述,逐渐了解、体验到他在任国家民政部部长和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期间为我国慈善事业所做的重要贡献。崔乃夫对我国的慈善事业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感,进入古稀之年之后的他还清楚地记得他童年时代所见到的与“慈善”有关的一些事情。那时,他还不满十岁,有一年他的老家昌平闹灾荒,他看见有人搭席棚,办粥厂,用大锅熬粥施舍给穷人。1937年七八月间,老百姓因躲避战火,大量涌入北京城,没有饭吃,没有房住。他看见有些人组织了难民救济所,帮助逃难的百姓解决食宿问题。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种印象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也成了他热衷慈善事业的历史渊源。崔乃夫是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人。他1947年在中法大学学习,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他给山西省委书记当过秘书,后调入大学工作,30岁时成为兰州大学宣传部长、教务长,后来又在副校长的岗位上主管教学和科研。“文革”中,他在“五七”干校度过了几年不平凡的岁月。1978年,他被调至国家民政部,当了11年的部长。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满怀着对人民、对社会、对时代的真挚的爱。

    1985年崔乃夫提出并在民政系统实施了民间捐赠旧棉衣被给贫困乡村的举措。崔乃夫的贡献与他具有很强的改革创新意识分不开,担任部长期间,他对中国的民政事业作了大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在包括农村扶贫、养老、救灾救济、残疾人的福利企业、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和农村养老保险等方面都有创新性的发展。他常常深入基层,并总有自己独立的观察与思考,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就深刻感受到,老百姓的疾苦贫穷不是政府一个渠道能解决的,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援。他曾很明确地指出:老百姓的困难是多方面的,政府制定的政策有的符合实际,有的不一定符合实际。比如发放救济款,定一个杠杠,什么情况补助多少钱,结果有的人拿了正合适,有的用不了,有的还不够。而慈善事业,则是根据实际需要去解决问题。1985年,崔乃夫在乡村救灾中发现,农村贫困人群很需要棉被衣物,而城市中不少人有多余的棉被衣物放着无用,弃之可惜,卖又不值钱。他当时就可否把城市人多余的物品捐赠给灾民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得出了肯定的答案。从1985年至1986年,他就呼吁这件事。现在看来这是很自然、很简单的事,但当时却遇到许多阻力,一些人并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这样做是给中国政府脸上抹黑,大家脸上无光。可崔乃夫还是坚持在民政系统这样做了,并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和效果。后来,这种做法也得到党中央的肯定,江泽民总书记还专门批示说,要把这件事作为经常性的事来抓。
  
  1986年4月中旬,崔乃夫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提出了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的建议,并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94年4月中旬,崔乃夫和国务院其他几个部的部长随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三峡地区考察。一天傍晚,崔乃夫随赵紫阳在神农架林区的一条小河边散步。那时,他的思绪并不像他的步子那样缓慢、那样轻松,他还在思考。崔乃夫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思考很难使他真正地轻松、平静下来。崔乃夫和赵紫阳一边漫步一边交谈。赵紫阳问他:“老崔,民政工作现在好搞不好搞?” 崔乃夫笑了笑说:“说好搞是事实,说不好搞也是事实。”赵总理显然对崔乃夫回答感兴趣,接着问:“怎么讲?” 崔乃夫回答说:“现在,随着社会财富的普通增加,国家对民政的投入也在增加,所以比以前钱少的时候好搞了。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收入差距加大,一部分人由于自然条件、社会和自身心理或生理等原因贫困的问题也突出了。如果真实、全面地面对现实,我国需要救济、优抚的对象就要增加,需要建立和改善的社会福利设施也要增加。我们主要是为穷人办事,可资金匮乏,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很难发展。”

  赵总理又问:“解决这方面问题你还需要增加多少钱?” 崔乃夫在这方面早就有深入的考察和思考,马上回答说:“每年大约20亿。” 赵总理略作思考,说:“国家没这么多钱呀,你有什么办法吗?” 崔乃夫试探着问:“我们能不能搞点彩票?把那些富裕些的人的闲钱集中起来办福利事业。” 崔乃夫或许也没有想到,赵总理听到这里很兴奋,又询问了许多有关彩票的具体问题。

  在此之前,崔乃夫早就意识到了,单靠国家财政的拨款,民政的许多难题都无法解决。他一直苦苦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如何为困难群体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崔乃夫曾在与一位热心中国民政事业的海外华人会谈时坦言了自己的难处,这位人士提供了三条取财之道:一是搞赛马卖马票;二是增收筵席税;三是搞彩票。崔乃夫的兴奋点一下被彩票点中,由此,他指示民政部的相关部门开始彩票的可行性调查。
  ……
  赵紫阳总理静静地听,他的情绪显然被这位能够面对现实,又善于思考的部长感染了。他肯定地说:
  “我看这么搞没什么问题,但要做好宣传工作,好事情要办好,不要引起大家的反感,特别是要听听民主人士的意见。”而后,他又突然问苏联、东欧搞吗?崔乃夫给了肯定的答复。赵紫阳又对崔乃夫说:“那你给我搞个材料。”可见他对这件事还是有些顾虑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在中国社会发行彩票,这个动议无疑会给大家的思想上一个震动,一个不小的震动。崔乃夫介绍了自己的想法后,大家纷纷议论,也都兴奋起来。
  这是一次特别的会议,无论地点、形式还是内容都将会留在历史记忆中。
  崔乃夫回京后,正值民政部有一个考察团将前往苏联和东欧,崔乃夫安排这个考察团同时调查这些国家发行彩票的情况,并捎回了沿途能买到的所有彩票。 很快一份包括有彩票实物在内的关于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发行彩票的详细资料,送到了赵总理的办公桌上。
  1986年8月18日,民政部向国务院正式报送了《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报告。报告中除陈述社会福利资金紧缺外,还分析了城乡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储蓄总额已达2500亿元的有利条件;并提出每年发行10亿元奖券,考虑人民的承受力,每张奖券面额不宜过大,一般以1元为好。每年的筹资将大部分留归销售地区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建议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作为有奖募捐的发行法人。
  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召开第128次常务会议,讨论了民政部的报告。会议原则同意开展有奖募捐活动,肯定了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其有消极的一面,即容易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因此,要从严控制,只限社会福利独家发行。并由民政部组织一个“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负责,可以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 为慎重起见,赵总理提出:此事再报请中央书记处审议。
  1987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12届第323次会议讨论民政部的报告,也表示同意,会议决定事项通知中还明确指出:“除民政部门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搞类似有奖募捐活动。”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又报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们均表示同意。
  至此,“中国能否发行彩票”的问题,经过两年的调研和一连串慎之又慎的酝酿、论证之后,终于在中国最高决策机关顺利通过了。
  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批800万张面值一元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卷”在河北,江苏,浙江,上海等10个省市试点发行,从而揭开了新中国彩票史的第一页,彩票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1993年10月和1994年5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卷发行中心分别被国际彩票组织(INTERTOTO)接纳为正式会员。
  …… 
  中国第一个彩票的获奖者出现了,他的出现无异于一个深水炸弹在平静的海面上引起的波浪。福利彩票的发行量急速地扩大,社会福利资金也在迅速增加。
  占大多数的,没有中奖的那些人,并没有因此影响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太多的遗憾和沮丧。因为正是由于他们买了福利彩票,一些老人院、儿童福利院新添了许多新的设备。一些孤残儿童的疾病也因此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许多人也因此感到了一种过去不曾感到过的荣耀。
  彩票,这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创举。这个创举,是中国传统的慈善性募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无疑也为七年后新中国慈善组织的重新出现,中国慈善慈善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1991年.我国华东地区发生严重水灾。自5月下旬以来,天气异常: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少有的连续数月的阴雨天气,降雨量是常年的2-5倍。而西北、华北、华南地区旱情严重。面对这种形势,崔乃夫寝食难安,他安排救灾司的同志密切关注灾情的发展,及时向国务院汇报,组织各省民政力量,紧急转移安置灾民并为灾民发放食品、衣物。
  当时江苏省民政厅及时将当地受灾情况比较详细报上来了,情况确实非常严重。安徽的情况却还不甚明了。崔乃夫要求救灾司即刻安排人员到安徽考察灾情。6月12日,救灾专员史怀恩和救灾司办公室主任蒋传高乘火车从北京赶往安徽东北部的蚌埠。一般情况下,北京到蚌埠本来只有8个小时的路程,但他们却走了3天3夜。途中,他们已经开始亲身体验大水造成的破坏了。沿路的一些地段的铁轨已经被冲毁,他们走走停停,走的时候一直紧盯着车窗外被大水浸泡的农田;停的时候,他们就下车,体验暴雨造成的危害,打听当地受灾群众的生活。
  得知民政部派救灾专员到安徽考察,安徽民政厅委派丁四金到蚌埠火车站接站,并陪同民政部的同志在灾区考察、慰问。多年之后,丁四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说,他们于6月14日下午从合肥从出发。当时,天正下着瓢泼大雨。他们乘坐的北京吉普,仿佛一叶冲锋舟冲过一段段被水淹没的公路。车行至凤阳门台子时,前方几十米长的路段水深流急,吉普车排气管进水,突然熄火趴窝了。车子随时有被水冲走的危险,他们急忙跳下车救急。路两旁的群众得知丁四金这位个子不高、身体单薄,浑身湿透的同志和车上的人顶风冒雨不顾危险为的是安徽救灾大事,即刻呼朋引伴,纷纷下水,将车子推上了高处的公路。这时,天黑雨急,车子依旧发动不了,没有手机,更没有现在的电脑,无法与外界联络。无奈之下,他们拦下一辆大货车,连人带车拖到蚌埠,这才如期接到民政部派来的救灾专员。
  在火车上3天3夜,一直没有好好休息过的史怀恩、蒋传高与在大雨中奔波了一夜的丁四金一见面就立马谈起了安徽眼前的水灾。他们其实都很累、都很饿了,只是没有觉察罢了。细心的丁四金急忙在路边找到一个餐馆让一行人简单、匆忙地填饱了肚子,而后没有片刻停歇便开始了马不停蹄的灾区考察、慰问。他们从蚌埠市郊开始,经五河、怀远,到蒙城、阜南、颍上。他们看到,田野里尚未来得及收割的麦穗成片成片地倒伏发芽,公路上翻晒的麦粒已经发霉变黑。淮河水翻滚的波浪里一堆堆麦垛起伏跌宕,还隐约可见趴在麦垛上惊恐万分的鸡鸭蛇蛙,不时有已淹死的牛羊猪禽顺流而下。他们看到,许多村民的房屋在大雨和洪水的冲击、浸泡中倒塌了,一些学校也被洪水淹没,孩子们无法上课。安徽的10个行蓄洪区当时已经启用了5个。面对这异常严重的灾情,史怀恩、蒋传高十分震惊,就像是大雨直接砸在他们的肩头,洪水在他们的心里肆虐。第三天,他们在丁四金的带领下,抵达灾情十分严重的阜阳。当夜,史怀恩、蒋传高和丁四金等省民政厅的同志研究对策。他们说,没想到安徽的灾情如此之重,损失如此巨大。史怀恩说,依他多年的查灾、救灾的工作经验,灾情还会继续发展,很有可能要发生多年未遇的大灾。他说:“我们必须连夜给民政部起草报告,以引起高度重视,做好救大灾的准备。”史怀恩的语气充满了焦虑和担心,他们的心中都沉甸甸的。说干就干,史怀恩、蒋传高口述,丁四金往电报纸上誊写。他们当时落脚的地方没有传真,史怀恩签发后就以特级电报的方式连夜把报告发往民政部。
  崔乃夫很快就看到了这份报告,他立即上报国务院,并开始了紧张有序的救援。
  这次水灾涉及18个省市,灾情最严重的是安徽、江苏两省,其次是湖北、河南、湖南、四川、浙江、贵州。据当时初步统计,安徽全省受灾人数达48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近70%;农作物受灾面积430多万公顷。江苏全省受灾人数达42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2%;农作物受灾面积300万公顷。当时的淮河大堤上,还有两百多万无家可归的灾民正在那里遭受灾难的煎熬。
  党和国家领导十分重视华东灾情,江泽民、李鹏、田纪云和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先后深入灾区,视察灾情,部署抗洪救灾工作。成立了由田纪云同志任组长的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增加救灾拨款。在谈到这一年的救灾工作时,崔乃夫特别强调“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和田纪云副总理的贡献。“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是响应联合国的号召,于1989年成立的。田纪云副总理任主任委员,崔乃夫任副主任委员。其宗旨是通过各种努力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这时崔乃夫意识到应当发挥这个组织的作用,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救灾。这个建议得到田纪云副总理的全力支持,并责成民政部副部长、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秘书长陈虹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并代表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崔乃夫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突破。
  对于发生灾难后的国际救援,我国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从1976年的拒绝接受到1980年的被动接受,再到1987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动请求,直到1991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直接呼吁国际社会加以救助。中国救灾的外援之路经历了封闭、半封闭、开启、主动敞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逐步完成的。
     中国政府态度的坦诚、中国政策的透明,博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增强了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情。
  面对民间和国际社会的救援呼吁,在中国政府这里都得到了积极、热烈的回应。
  崔乃夫很难忘记当时那些感人肺腑的场景。全国各地各民族群众、各级党政机关、人民解放军、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心系灾区,情暖灾民,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同时广泛开展义演、义卖、义诊等形式多样的捐赠活动,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捐赠热潮。“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风雨同舟”的标语口号到处可见。
  当时我们国家除华东水灾重灾区外的一些地方也都有灾,但这些地方的党委、政府顾全大局,克服自己的困难,积极支援重灾省。广东省在连遭台风袭击、 救灾任务繁重的情况下,40天内筹集捐款九千多万元;上海市遭受洪灾后,不仅没向国家要救灾款,而且向重灾区捐赠了总价值5923万元的款物。地处偏远、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向灾区捐赠四千多万元。水灾很重的黑龙江、吉林和遭受严重旱灾的江西、山西、陕西、广西等省区,不但不向国家提出要求, 而且积极组织向重灾区捐献款物。江苏省内灾情相对较轻的市、县捐赠现金超过九千万元,灾情十分严重的河南省本省范围内募捐款也达三千万元。
  在捐赠开始的前几天,各地动作最快的单位都是党政军机关。中央党政军机关在政府呼吁的第二天即开始行动,捐款1300多万元。时隔两个月,又会同北京市和驻京部队捐赠价值1.5亿元的衣物送到安徽灾区。灾区的党政机关干部有的捐献三次、四次, 有的把一个月、两个月的工资捐献出来。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不仅是抗洪救灾的生力军,在救灾捐赠中也充分表现出人民军队爱人民的精神。他们来不及洗去抗洪救灾的泥水,又加入捐赠的行列。全军仅通过民政部捐赠现金就达3000万元、衣被近100万件。
  工商业在这次捐赠中同样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辽河油田11万名职工捐款500万元,许多企业组织员工加班加点、开展义务劳动,捐出超产利润。深圳市58家企业提出“超产一成,为灾区减少一分损失”的口号,并将其变为实际行动。
  这次救灾捐赠活动,波及全国的各个角落,几乎牵动了所有的家庭。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城市街道到农村乡镇,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天真烂漫的孩子,不分职业、不分民族,人人争为灾区做贡献、献爱心。准备结婚的少女献出备用的新衣被,老人献出了养老金,儿童捐出了零花钱,就连残疾人和垂危的病人也捐出了仅有的一点钱。当时民政部捐款处在西皇城根9号原礼王府的接收点,每天天还没亮,就已经有群众排队捐款了。著名画家吴冠中在募捐开始时就捐献了自己精心挑选的水墨画《老墙》,拍卖时很快被一位香港人士以50万元港币买走。这在当时是国内个人捐款的最高额。随后,北京的民营企业家李晓华捐款100万元。这种种情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共患难、同甘苦的传统美德。这次抗洪赈灾来自社会的捐赠,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捐赠活动的主体。
  为搞好这次接收、发放工作,搞好这次规模空前的抗洪赈灾,全国组织了四千多个捐赠机构、三万余名工作人员。民政部组织了由一百余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班子,大家都夜以继日地工作。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捐赠的灾区急需的物资,由各重灾省份的驻京工作人员在民政部现场办公,争分夺秒地将接收的救灾物资调运到灾区一线。
  崔乃夫感到了一种蕴藏在民间的巨大力量,他几次说:“在抗洪救灾中,人民群众焕发出来的团结精神,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精神,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抗洪救灾本身,必将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此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捐赠更是络绎不绝。这次国际救灾援助,参与国多达60个。还有一些国家驻华使馆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捐赠。朝鲜、古巴两国表现尤其突出,捐赠额占整个外国政府援助的50%,其中仅古巴政府捐赠物资即达1700多万美元。巴基斯坦、泰国、缅甸、日本等周边国家态度友好,捐赠积极。在我国政府发出呼吁后第六天,泰国政府运送救灾物资的专机即飞抵北京; 缅甸政府除捐赠2000吨大米外,还破例允许我使馆使用当地华侨捐赠的缅币在其境内购买大米运往国内;日本政府捐赠总值200万美元。亚、非、拉、美的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态度真诚、尽力捐赠,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一片情谊。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外国政府共捐款1373万美元,其中46.9%是港英政府捐赠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德国、新西兰等国家捐赠总额为五千万元人民币。
  崔乃夫特别注意到,这次国际上的援助,各国民间慈善组织的捐赠金额超过各国政府的捐款,总数达到2683万美元,占国外援助款数的66.1%。他从中看到了民间慈善组织的力量和作用,也想到了我们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趋势和前景。
  尤其让崔乃夫感慨并引发了他深入思考的是,我国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对支援大陆同胞救灾所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和慈善组织在其间发挥的重要作用。
  香港、澳门、台湾从知名人士到普通市民,都踊跃捐款捐物。香港所有慈善组织都积极组织了为支援华东的专项募捐。演艺界人士拍摄电影《豪门夜宴》,并于跑马地马场举行“忘我大汇演”大型音乐会,各商家纷纷举行义卖活动,为水灾灾民筹集善款。许多孩子、小学生举着自己珍爱的扑满到香港新华分社,兴奋地砸开扑满,把自己多年积攒的钱捐给华东水灾的灾民,全港掀起捐赠救助华东水灾灾区的热潮。澳门各界支援大陆的赈灾募捐十分热烈。在台湾,慈善功德会等慈善组织组织了大规模的慈善募捐,台视、中视、华视通过各自的“爱心专户”接收邮政划拨捐款。华视与《民生报》在国父纪念馆举办了《送爱心到大陆》赈灾晚会。港澳台的赈灾活动与大陆人民支援灾区的热潮遥相呼应,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御自然灾害的浩大声势。
  崔乃夫直到20年后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数字:从1991年7月11日至12月31日,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捐款物合计23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家正常年份灾民生活救济费的2.3倍,其中近四成来自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这次募捐活动范围之广、参捐之众、热情之高、影响之大、捐款之巨都是空前的,充分体现了炎黄子孙炽烈的民族感情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崔乃夫还特别注意到,境外慈善组织接收的民间捐款都有捐赠者意愿的表达,都要求追踪善款的去向、用途,并明确提出这是必须要向捐赠者交待的。我们内地的百姓、各方面的捐赠者其实也有一种担心,就是这些款物会不会被截留、贪污、挪用。崔乃夫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捐赠者有这样的要求是对的、必要的。境外慈善组织有这样透明的运作方式也是值得借鉴的。他非常注意收好、用好国内外捐赠款物的法律保证、制度保证和严格的工作程序保证,确保不会出问题,但他也不能排除个别人以身试法的可能性。他特别要求,各级领导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予以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廉政建设,防止和避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巩固和发展已有的成果。为此,他提议订立三项制度:(1)请审计部门提前介入,跟踪审计;(2)所有参加救灾人员必须公正廉洁。必要的运转经费由政府报销,不准动用救灾款物;(3)所有救灾款物,必须去向清楚,给捐赠者一个可信的答复。保证各地把灾民吃、穿、住、医的困难解决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为了做好救灾捐赠工作,在崔乃夫部长的安排下,在呼吁发布之前,减灾委和民政部就联合有关部门制定了接收、处理救灾捐赠的详细办事规程。捐赠工作开始后,从驻外机构到国内有关部门,都严格按照规程办事。负责具体接收工作的单位,都坚持做到每一笔捐赠款物,当场向捐赠者开具收据和发给感谢信;每分配、转拨一笔捐赠款物,都向受援地区通报捐赠者的姓名和数额,并向捐赠者通报款物去向;分配捐赠款还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布。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和有关部门的审计和监察。由于有严格的办事程序和严明的纪律,使全国四千个捐赠机构、三万多名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投入救灾捐赠工作。2011年3月,华东水灾发生近20年后,我从当时的民政部救灾司干部张心国那里看到他保存完好的许多资料,这些无声的资料生动地记载了减灾委、民政部接收捐赠办公室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当时工作的情景:抗洪赈灾最紧张的四个月间,他们接收、处理捐款三万多笔、物资一千多批,办理文、电、信、函、单据五万多件。每一笔捐款、每一批物资的来龙去脉都像阳光下的道路清清楚楚。当时国家审计署审计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减灾委、民政部抗洪赈灾的账目清楚、收支无误,件件有交待, 事事有着落。
 救灾捐赠款物如何分配使用,是国内外最为关心的一个大问题。而且与党和政府的形象、灾区群众生活和生产困难的解决密切相关。“减灾委”、民政部严格遵照国务院的规定,自始至终坚持了“用于解决紧急抢救、转移安置、安排灾民生活和灾民重建家园”的使用范围和及时分配、保证重点的原则。将国内外捐赠的绝大多数款物集中分配给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四川、湖南、浙江、贵州八个重灾省,把境外捐赠的款物集中分配给安徽、江苏、河南、浙江四个省。除物资随时接收随时分配外,从七月二十日首批境外捐款入账始,到十月三十一日止,按国务院确定的比例,共分配八批捐款,受援地区也及时下拨捐款捐物,狠抓使用效益,并将被救济对象和接受捐助数额张榜公布。对国外大笔捐款,使用后不仅直接向捐赠者报账,还将捐赠者的姓名、捐赠数量刻碑铭记,以示纪念和备考。此举既解决了灾区人民的生活困难,又满足了捐赠者的心愿。
  由于捐赠工作纪律严明、透明度高,款物分配及时、重点突出,不仅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为政府赢得声誉。国内外捐赠者和灾区人民普遍对中国政府和救灾官员感到满意、放心。联合国救灾署特使埃莎德考察安徽、江苏、河南灾区使用国际援助情况后,连声称赞中国政府和救灾官员在这项工作中创造了“奇迹”。
 1992年5月份,华东水灾的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崔乃夫的安排下,由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和安徽、江苏两省出面邀请,由港、澳捐赠者代表和慈善组织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到大陆考察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实情。代表团一行52人,团长是马万祺先生,副团长有香港的方心让先生、宗光耀先生等。5月3日,代表团到达北京。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亲切会见了代表团一行。田纪云副总理在对代表团全体成员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救灾款物的使用。他说,国家审计署对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民政部接收、处理捐赠款物的审计结论是:承办接收、分配救灾款项的工作制度很健全,手续严格、账目清楚、凭证齐备、账实相符。公布的接收、处理的救灾款物与实际情况一致。从各地审计部门已经审计完的情况看,也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田纪云副总理说,各有关方面,对捐赠款物的接收、分配、使用,建立了专门的账目和严格的交接手续。对捐赠款物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代,并通过报刊公布于众。审计部门进行跟踪审计。基层发放救灾款物,都经过群众民主评议、村委会审查、县乡政府批准并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田纪云副总理还指出:“当然,不可能没有瑕疵,但对个别以身试法的人,一经查出,就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保证救灾款物切实用在灾民身上,发到灾民手中。”
   民政部的崔乃夫部长对考察团详细地介绍了香港、澳门捐赠的5亿9千万元人民币的救灾款物分配到各受灾省份的情况。会见现场还有一份捐款分配的详细材料发给了考察团的每一位成员。崔部长还向代表团团长马万祺先生赠送了《中国战洪图》画册。
 考察团这次对灾区的考察历时5天,崔部长安排阎明复副部长全程陪同。考察团走过安徽、江苏灾区时,当地百姓都是眼含热泪地欢迎他们,情感特别真诚。
  安徽的周桥村是港澳代表团考察的一个重灾区,代表团当时见到的是一个美丽的新村。周桥村位于安徽合肥市西南面丰乐河边,1991年的水灾全村都被大水淹没,冲毁房屋1400余间。灾后重建的新村将原来28个自然村庄规划为5个新村居民点,建设新房68栋,命名为周桥新村。这个新村是用香港新界乡议局捐赠的150万元港币建设的。接下来,代表团又考察了安徽的三河镇和巢湖市的湖光灾民新邨。港澳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百姓极为热烈的欢迎,随团的一位澳门日报记者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考察团成员在抵达三河镇前一天,观看过去年水灾的录像,三河镇天主堂顶的十字架孤立在洪水中的影像仍萦绕脑际。然而,当考察团车队徐徐驶进三河镇的时候,上一年的滔滔洪水,此时化作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热潮。”
  ……
 华东水灾之后,崔乃夫对“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下,政府的社会福利工作与民间慈善事业的关系”问题思考得更多也更深刻了。他意识到,这些年我们国家的社会福利事业虽然有了前所未有的业绩,但相比改革开放形势下我国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的迅猛变化、其发展还是迟缓的,跟不上时代的要求。这主要缘于计划经济和国家包办社会福利体制的影响。崔乃夫结合民政工作实际仔细领会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开始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的社会福利事业的走向与对策。他认为,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就要摆脱政府包办的旧体制,走小政府大社会的路子。在保证国家适当投入的基础上,走国家、集体、个人和社会相结合,层次不同,标准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道路。民政工作需要社会化改革,社会福利事业也要走社会化道路。
 那时,在中国大陆建立慈善组织的念头已经在他的内心萌动。1992年,崔乃夫引导、支持了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吉林慈善会的创建。崔乃夫部长在指导各省市民政工作的时候,总要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阐述我国民政工作、社会福利事业的改革问题,介绍我国港澳台地区这方面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崔乃夫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民政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迎接和适应挑战,成为当时全国民政系统的共同课题。
 1992年,吉林省民政厅的几位领导在崔乃夫部长的启发下,结合吉林民政福利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有了在吉林省建立慈善会的想法并做了计划。而后,他很快就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和计划向北京的崔乃夫部长、阎明复副部长和中国募捐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崔乃夫听到他们创建慈善会的计划时,一双智慧的眼睛即刻放出特别的光亮,连声称赞说这个想法很好,说这个计划如果实现了,就是地方成立慈善会的一个很好很必要的尝试,必然会对我们在全国创建慈善组织有推动和借鉴作用。崔乃夫向他们建议说:“你们可以把这个想法先向吉林省委省政府汇报,如果吉林省委省政府同意,民政部不仅支持你们成立慈善会,还将会在资金上进行支持,带头先捐50万元!”
 吉林民政厅创建慈善会的想法同样得到了吉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1992年5月,吉林省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慈善总会筹备组,并开始启动工作。计划成立的是社会慈善组织,可在“慈善”这个名称上却遇到了很大的难题和障碍。当时,社会上的多数人并不认可或不敢正视“慈善”,多年来的思维定式总是让人们把“慈善”归属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范畴里。为这个名称,各个方面争论了近半年的时间,占了筹备工作的很长时间、很大精力。筹备组也曾为这个社会组织起了“救灾救济会”、“社会福利会”这样一些回避“慈善”的名称,但这些名称显然与这个组织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不一致,比如“社会福利”这明显就是政府要做负的责任、所做的事情。民政厅几位领导同志,始终认为只有‘慈善’这两个字最能反映这个社会组织的宗旨。崔乃夫更是明确表态说:“就用‘慈善’这两个字!”在最关键的时刻、最关键的问题上支持了他们。
 1993年1月8日,新中国第一家慈善会——吉林省社会福利慈善总会正式成立!
 事实证明,吉林慈善总会的成立得到了社会的积极支持,截至成立当天,吉林省社会福利慈善总会就获赠善款200多万元。一直支持吉林省社会福利慈善总会成立的民政部在部长崔乃夫的关注下不仅如约向慈善总会捐赠了50万元,还专门发来贺电。贺电中说:“1993年是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一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民政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迎接和适应挑战,成为当时全国民政系统的共同课题。吉林省社会福利慈善总会的成立,适应了改革的新要求,对于多形式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培养社会福利自愿工作者队伍,加强中外慈善团体的合作与交流,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1994年4月中华慈善总会注册成立,在全国重新举起慈善的旗帜,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崔乃夫出任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崔乃夫出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时因年龄的原因已经不在民政部长的领导岗位了。当时在民政部分管这项工作的副部长阎明复说,中华慈善总会筹备成立时拟定的名称是“中国福利慈善协会”。崔乃夫说,应该把“中国”改成“中华”,这样有利于我们就更好地把海外华人团结起来,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与我国香港、澳门、台湾的慈善组织交流合作。还说,福利的事情准确地说是政府做的事情,慈善是民间的群众的事情,我们现在不是政府机构,而是民间的群众团体。崔乃夫说名称中应该把福利两字去掉。直到现在,阎明复还常常提起这件事,说崔部长是最懂慈善的,站得高,看得远。
 从中华慈善总会创立那一天开始,会长崔乃夫在慈善总会的发展方向上就有着就非常清楚明确的见解:就是要办的是一个有别于政府、立足于民间的独立的慈善机构,不向国家要编制、不要经费,也不要国家的经济支援。明确中华慈善总会是一个民间组织,要建立一套不同于政府的运作机制,在财政、人事上保持独立。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以后,在崔乃夫会长的主持下,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他们做的第一件头等大事就是:完善自身的机构和制度建设。
 崔乃夫带领大家积极致力于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健全的规章制度的工作。首先,聘请了社会上享有盛誉的一批政治家和知名人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倪志福、王光英,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丁光训担任名誉会长;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范宝俊担任高级顾问。另外组成了总会的领导班子。
   崔乃夫认为,慈善事业是面向全社会的,单靠总会自身的努力无法完成,必须联合和团结全国所有慈善组织和机构,共同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为此,中华慈善总会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推动各地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年的时间,总会在全国共发展了42个团体会员。
  在组织机构建立的同时,本着高效、廉洁的原则中华慈善总会逐步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修订了《中华慈善总会章程》;制定了《中华慈善总会创始基金章程》、《中华慈善总会创始会员办法》;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会议制度》和其他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
 在此前提下,崔乃夫带领总会同志做的第二件事情是积极募集资金。足够的资金是慈善总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总会把募集资金的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向海内外广泛征集捐助,另一方面通过总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的广泛活动,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一年的时间,中华慈善总会募集到的款物共折合人民币2459多万元。
    这些资金分为两部分:
  一是创始基金。所谓创始基金是指总会在创立期间专项募集的永久基金,只动息不动本,用以支付总会行政开支和项目活动成本等费用。这项基金是借鉴国外经验而设立的,目的是保证其他社会善款百分之百的用于慈善项目。这项基金自开始募集以来得到了海内外慈善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一年内,该基金募集到1419万元人民币。
  二是社会善款。这包括专项捐款、创始会员捐款和一般捐款。总会自成立以来不断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各项捐助。一年内,总会共接受社会善款计合人民币1260多万元。
  1995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中华慈善总会招收创始会员的消息。4月27日,天津的一位人士便写上“北京”二字给中华慈善总会汇去了7200美元。两天后汇票退回,理由:“地址不详”。这位人士又写信给《人民日报》,寻问地址。得到复信后,又将汇款寄出。由于错把“9号”写成了“5号”,汇票又被退回。7月13日这张汇票历经两个半月寄到了中华慈善总会的财务部。崔乃夫会长十分重视这件事,派人托着这张汇票和那封仅有70个字的来信,精心寻找此人。最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北村六楼找到了这位寄款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经济学家,82岁的龙吟老先生。崔乃夫会长派人到天津向老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并送去捐赠收据。老先生平静坦诚地微笑着说:“救助贫困群体,我这样年纪的老人只能做这件事了。”龙吟老先生早年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县的一个爱国华侨家庭,从小受到爱国教育和熏陶,立下了报效祖国的志向。早在1927年中学学习阶段,他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参加了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毕业于中法大学经济系,因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保送到法国里昂大学法学院学习财经,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法国里昂大学、巴黎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龙吟满怀报国之制志辗转回国,应聘于南开大学经济系。龙吟同志曾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经济系主任;天津市政协副秘书长、委员、常委;天津市财政学会顾问;天津市经济学会顾问;民主建国会天津分会常委、顾问;中国马恩列斯著作研究会会员等职务。龙吟终生从事教育工作,为教育工作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同时他也是一位具有高度爱国热忱,对党无限忠诚,热爱社会公益事业的经济学家。?老先生十分关注新中国的慈善事业,中华慈善总会的创立令他十分兴奋,即刻决定做中华慈善总会的创始会员。
 另一位人们不会忘记的创始会员是来自吉林白山的朱玉林。这个被称之为“大山之子”的民营企业家,从1984年收养老乡临终前托付的4个孩子开始钟情于救孤事业,三十年来收养的孤儿和流浪儿童累计达到426名。为了让孩子们有良好的成长环境,他先后三次新建、改扩建孤儿院,建成集生活、教育、就业于一体,迄今为止亚洲规模最大、教育层次最高、供养时间最长的私立孤儿院。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下,他的慈善事业为地方的和谐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他的真心关爱、悉心照料、精心管理、耐心引导下,这些孩子生活无虞、身心健康、乐观向上、茁壮成才,到2013年,共有93名孤儿考上北大、清华等知名大学,部分孤儿考上公务员、走进军营甚至远赴海外留学。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是朱玉林三十年舍小家顾大家、夜以继日奉献付出的艰辛,是他实干创业为救孤事业投入近亿元的慷慨。现在他每年依然需要承担孩子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各种学杂费等600多万元。朱玉林的大德、大善、大爱、大美展示出当代民营企业家无私奉献、心系社会的高尚道德情操。中华慈善总会成立时,他向慈善总会捐赠一辆价值六十万元的轿车,成为中华慈善总会大陆创始会员中唯一一位私人企业家。在中华慈善总会创立之后二十年中,朱玉林一直支持中华慈善总会的发展,一直继续他的慈善事业。
 中华慈善总会的创建,也得到了海外炎黄子孙的热情关注与积极支持。
  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正式注册,海外侨胞——澳门银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炜先生率先捐款1000万元作为总会的发展基金。
  1995年11月,崔乃夫安排中华慈善总会的同志前去香港联系有关港澳区扶轮社向总会捐赠500万元,用于根绝小儿麻痹症专项事宜。这一行踪引起香港慈善人士的广泛关注。在扶轮社总监杜伟强、香港公益金筹募委员会主席李业广的热情帮助下,扶轮社13位实业家(前总监、社长及社员)纷纷捐款。香港罗氏国际集团董事罗嘉穗女士、香港富士摄影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大伦先生也加入了创始会员的行列。乙亥年保良局局长陈玉书放下繁忙的商务,在总会人员离港的前一天,从银行调出50万元,说:“我愿做你们的创始会员,我已把其他事宜推迟,准时到北京出席中华慈善总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汇丰银行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2,500万港币成立汇丰中华慈善基金,每年固定拨出资金支持各类社会福利事业,促进内地慈善事业发展。崔乃夫会长为圆满落实此项捐赠曾专程到香港。
 中华慈善总会在筹募慈善资金的同时,在崔乃夫的直接主持下确定并初步实施了一些慈善项目,并根据实际需要,及时搞了一些慈善活动。主要是:
 (1)“六一”国际儿童节,为北京市儿童福利院赠送节日礼物,为福利院添置设备;
 (2)为普及孤独症儿童康复教育知识,与北京市孤独症康复协会联合举办了孤独症儿童康复教育展览;
 (3)为500名盲人提供了在盲人图书馆终生借阅图书所需费用;
 (4)1995年夏季,我国吉林、辽宁、湖南和江西等省发生了严重的水涝灾害,一些地区的敬老院和福利院遭水冲毁。对此总会作出积极反应,分别拨款为这些省份恢复福利院4座;
 (5)1995年10月,云南省武定县发生地震灾害,总会向灾区提供了紧急救灾援助;
 (6)与民政部合作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由孤儿演出的大型“献爱心助孤”文艺晚会;
 (7)为辽宁省慈善会提供了孤儿就业培训费。
 (8)为提高公众的心理健康水平,开展社区服务和福利项目,中华慈善总会于1995年5月6日至6月10日,在首都举办了大型心理咨询系列活动。先后由83位专家参加了活动,进行现场咨询和举办专题讲座,接受咨询者达3000人次之多。期间,还向首都第一家社区心理咨询机构“西城区信任与安慰协会”提供了资金帮助。
 在崔乃夫会长的主持下,总会在完成上述工作的同时,确定并实施了两个生命力很强,总会在成立近二十年依旧在持续发展的慈善项目。
 当时,崔乃夫会长向外界介绍时说:“总会在1995年成立之初,选择了为患唇腭裂的孤儿做矫治手术的项目。这个项目花费少、收效快、覆盖面广,社会效益明显。一次手术花费两三千元,可使孤儿终身脱残。所以推出后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项目规模逐年扩大,已经成为总会可以持续多年做下去的重要项目。”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的时候,崔乃夫会长把“扶贫济困”、“安老助孤”作为实施慈善项目的重要思路。为了做好“助孤”方面的慈善项目,在崔乃夫的安排下,总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青少年发展问题研究室的专家、教授就我国孤儿的现状和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做一次调研,并提出项目的建议与意见。同时,崔乃夫又安排总会工作人员设计“助孤”项目,组织实施落实。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提交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山西大同乳娘村村民在政府安排下助养孤儿的情况,就是在大同附近的一些村庄里,一半以上的妇女都助养政府福利院的孤儿。这一情况引起了总会的注意与重视,并即刻派工作人员到那里对孤儿的情况进行调研。在对几百个孤儿的调查中发现,唇腭裂在新生儿中的发病率是很高的,高的地方甚至要达到0.5%,低的地方也不低于0.1%。这显然在孩子中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有这种残疾的孩子一生都是很痛苦的,他们发音有障碍,说话吐字不清楚,不好与外界交流;吃饭有困难,常常会向外喷饭粒。他们懂事后大都怕羞,不愿见人,没有自信,心理疾患都是很重的。微笑是很难在他们脸上出现的。崔乃夫会长考虑到,总会刚刚成立,慈善项目的资金还不多,选择为患唇腭裂的孤儿做矫治手术的项目,花费比较少,收获却是很快的,而且覆盖面广,社会效益明显。一次手术花费2000元左右,可使孤儿终身脱残。在崔乃夫的主持下,通过会长办公会的认真研究,选择确定了为患唇腭裂的孤儿做矫治手术作为中华慈善总会的慈善项目。全国患唇腭裂的孤儿很多,从哪里着手呢?崔乃夫又建议从儿童福利院做起,也得到了会长办公会的一致同意。项目确定了,并确定从大同做起。在崔乃夫的主持下,总会的杨团、常寒婴、刘红卫等同志又以科研项目的标准设计了项目的执行方案、项目技术操作方案、项目监督方案等三方面的合同约束,使这个项目做得严密、顺利、健康。为科学准确地设计这个项目的方案,总会的那些同志,还多次深入到大同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1995年启动“助孤计划”孤残儿康复首期项目,为山西大同市社会福利院54名患唇腭裂的孤儿进行手术矫治,一年内,手术全部完成,成功率达到100%。在这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每次的工作汇报,崔乃夫会长都认真听,并非常科学地集中正确的意见。从而,使这个项目一直进行得比较完美,为总会以后进行的项目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同时,也为四年后中华慈善总会与美国“微笑列车”的成功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崔乃夫会长的主持下,总会成立之初确定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慈善项目,就是甘肃‘慈善雨水积蓄工程’。崔乃夫不但工作严谨、科学、细致,有雄才大略,而且也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我总也忘不了他说到这个项目,说到甘肃如何干旱缺水时的那副神情。“1995年,甘肃大旱,河断流,井无水,庄稼枯死,树苗被晒干,有三百多万人、二百多万头牲畜几乎没有水喝。中部陇东地区四十多万人为了生活用水,半夜起身到几十公里外的山沟里拉水。在拉水回来的路上,竟能看到这样的奇观:饥渴难耐的野狐、飞鸟一路跟着水车,吸食水车滴落的水珠,怎么轰都轰不走。当水车停下,用大桶、小桶分水时,有的鸟竟不顾死活地冲向水桶……”说起这些,崔乃夫总是很沉重很不安。他还常常对人们介绍说,每逢旱年,那里的孩子上学前,只能由大人含一口水喷到孩子脸上,算是洗脸了。主妇每天煮饭也只有一瓢混水。他还拍着厚厚的一本书对大家说:“处于干旱带上的甘肃省志上有这样的记载:隋朝以来,甘肃先后发生较重大旱灾640次,平均每两年一次。近半个世纪,发生旱灾四十余次。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拨出大量专款兴修水利,截至1995年底解决了600万人的饮水问题,但仍有27%的人处在干旱无水饮用的威胁之中。”崔乃夫会长曾亲自带队深入甘肃干旱贫困山区考察,冒着小雪和寒风走访了定西县团结乡寒树村和榆中县连川乡高窑沟村。正是由于崔乃夫对甘肃缺水地区情况的深入了解与研究,正是由于他对贫困地区人民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崔乃夫所领导的中华慈善总会于1997年启动了“雨水积蓄工程”。崔乃夫早就深入了解到:生活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人们,经过千百年的摸索,找到了修水窖存雨水,供人畜全年饮用的土法子。崔乃夫说:“以往的水窖都是用红黏土打成的,费工又不牢固,蓄水效益和卫生条件都很差,后来长期致力于干旱农业研究的科技人员,在深入考察与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和科学实验,摸索出一整套集水工程系统方案。经过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而且还进一步扩展到农业灌溉,为百姓脱贫带来希望。”正是基于对甘肃干旱地区情况的这种深入的了解,中华慈善总会“雨水积蓄工程”启动的时候,向社会募集资金,帮助甘肃尚未解决水荒的贫困百姓每户投入800元,修建一个100平方米的集雨面和一个30立方米的水泥水窖。这样可帮助一个3~5口之家解决常年的人畜饮水问题。崔乃夫在这一项目运作中多次强调:“这个项目,不是政府拨款,而是募集的善款,是协助贫困户打水窖的。一定要选准对象,不能优亲厚友,不能营私舞弊,不能挪作他用。资助的钱不到农户,而是由甘肃省慈善会给贫困户买成水泥,农民出工和准备沙石,要求在两个月内完成,确保在7~9月的雨季里,把水蓄起来。”在崔乃夫会长的领导、统筹下,这个项目当年立项,当年筹款,当年上规模,为甘肃贫困百姓打了一万口水泥水窖,修了百万平方米的集雨面,当年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地百姓拍手称快,社会反响也非常之好。这个项目后来一直成功地延续着。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后崔乃夫会长带领大家做的第四件事是:沟通信息,培养慈善意识。
  为了激发人们的慈善意识,交流工作信息,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之后就编辑、录制了介绍总会简况的电视专题片;创办了简报《中华慈善信息》,向团体会员、有关慈善组织和关心慈善事业的人士传递慈善信息;与天津慈善协会合作出版《慈善》杂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同志连续两天为即将创刊的《慈善》杂志写了两份同样内容的题词:“慈心为人,善举济世”。赵朴初先生为《慈善》杂志题写刊名,崔乃夫会长在创刊号上亲自撰写了题为“重视道德建设”的发刊词。文中崔乃夫会长深刻论述了道德建设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希望《慈善》杂志能在培养人们的慈善意识,加强道德建设方面起到良好的建设性作用。在谈到确立什么样的道德规范问题时,崔乃夫会长写道:“我认为应总结出来一些简明易懂、与传统道德相衔接并易为广大公民所接受的内容加以宣传。不妨来个旧瓶装新酒,说的是老话,但赋予它以新的内容。我认为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就很好。我们不管先哲们以前是怎样阐述的,根据时代精神重新注释也是可以的。仁就是爱人。爱你的亲属、你的师长、你的朋友、你的合作伙伴。爱人类,保护环境,保护动物等等;义就是要尽义务。仗义直言,见义勇为,义无反顾,义不容辞,甘当风险,不怕牺牲;礼就是守规矩,讲礼貌。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尊重他人,尊重劳动;智就是不断进取,学习知识,充实自己,提高认识事物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信就是要讲信用,不欺诈,真诚可靠,一句话就是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崔乃夫在这篇文章中阐述的观点今天看来,依旧十分深刻,依旧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创办《慈善》杂志的同时,中华慈善总会为使大家了解发达国家慈善事业发展的情况,翻译和印刷了《美国的慈善事业》小册子;推动了《新道德经》的出版;与中国社会报、香港商报等新闻单位达成联合筹办“慈善专栏”的协议;与中央电视台、北京名山文化公司商讨筹办“同在阳光下”慈善电视专栏。
   崔乃夫会长十分重视慈善理论的建设,在他的主持下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后多次组织专家、学者、慈善工作者召开研讨会,探讨慈善事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与作用,为“慈善”正名,澄清由于极“左”思潮影响而对“慈善”的一些模糊认识,从而给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思想理论基础。慈善的概念开始日益为大众接受并开始影响到高层。
  在1995年5月,中华慈善总会就设立了研究与发展专业委员会。1996年春,为给慈善和慈善事业正名,在崔乃夫会长的安排下,中华慈善总会邀请季羡林、王蒙、朱传一、丁望等老一代专家和孙立平、郑也夫、刘军宁、康晓光等中青年学者,以及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施德容等共同出席“慈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高层研讨会。崔乃夫会长也于会议结束时上做了重要发言。会议提出,慈善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慈善并不姓“资”。而且做慈善应该不问动机。弘扬慈善、实践慈善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践意义。
  1996年10月下旬,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发表后不久,在崔乃夫会长的安排下,总会与《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联合召开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道德·慈善研讨会”。通过研讨,探讨了慈善在建设道德、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方面的独特作用,明确了慈善是具有最大包容性和群众性的一种道德实践,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
 1997年4月,中华慈善总会研究与交流委员会召开“关于中国慈善传统的继承问题”的座谈会。崔乃夫会长及一些有关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并就有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这次会议上,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崔乃夫一直很兴奋,他时而仔细聆听,时而做些记录。他充分肯定各位专家在研讨会上的论述,并就慈善事业的性质及定位问题做了全面阐述。他认为中国的慈善工作历史悠久,发展特征是断断续续的。慈善是民间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政府行为主要是贩灾、救济、荒政等。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正式成立,重新举起慈善的旗帜,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因为中断的时间很长,起步很晚,探讨慈善问题关系到中国人如何认识慈善。首先,必须搞清楚慈善的历史沿革,才能进而对其精髓是什么、我们应继承什么进行深人研究;其次,国外慈善在近代发展很快,西方企业家一般认识到财富来自社会必须把一部分财富回馈社会,中国企业家虽已有这一观念但并不很强,借鉴国外经验借鉴什么值得我们研究。慈善是民间行为,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再完善也不可能使所有人的问题都解决,因此需要补充,慈善这一民间行为是对社会保障的拾遗补缺。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在萌动,要靠大家的关注、浇灌,才能成长。
  类似的研讨会,在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之初,崔乃夫会长组织、主持了多次。每次都有不同的特点和重点。
  1995年8月,在崔乃夫会长的主持下,中华慈善总会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慈善工作交流会。全国28个省市的30多个慈善团体的代表和30多位来宾出席和列席了会议,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慈善事业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交流了经验,沟通了信息,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之后做的第五件事是:开展海内外交流与合作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后,崔乃夫会长带领总会的同志积极加强与港澳和国际慈善组织的合作,先后与香港公益金、香港东华三院、保良局、社会福利会、仁爱医院、佛香讲堂、国际扶轮社港澳区、世界宣明会、国际联合募捐协会等著名慈善团体建立了联系。香港公益金和国际联合募捐协会曾派出高层领导人到总会访问,世界宣明会和国际扶轮社港澳区已经和总会共同合作在国内开展慈善项目。其他港澳和国际慈善组织也积极与总会建立联系,探讨合作的途径。
 
  1995年11月20日,中华慈善总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慈善会议,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慈善会议。崔乃夫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会议上作报告。崔乃夫会长在工作报告中分析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形势,介绍了中华慈善总会创办一年多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思路。
  崔乃夫介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发展了巨大变化。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社会财富有了很大增加;另一方面人们的收入差距也相对加大。在社会财富普遍增加的同时,一部分人由自然条件、社会和自身心理或生理等原因仍未摆脱贫困的困扰。据国家统计局10万城乡住户调查统计显示,以20%的高收入户和20%的低收入户人均收入比较,城镇居民的贫富收入差距由1978的2.9倍扩大到1994年的6.6倍,城乡之间平均贫富收入的差距约为5.6倍。若按全社会角度计算,以城市中的20%高收入户与农村中的20%的低收入户相比较,则贫富相差高达19倍。另据统计,全国还有7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民中还有一些因年龄和生理缺陷造成的困难群体。截至1994年底,我国有60岁以上的老人1.17亿,其中近20万流浪儿童,其中近10万是孤儿;还有5000多万残疾人。为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国家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已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条件下那样采取大包大揽的形式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在探求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慈善这个古老的话题被人们重新提起。
  中华民族是善良的民族,在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中,“积德行善”几乎成了中国人最普遍的行为准则。
  崔乃夫认为,中国的慈善事业需要尽快走上轨道。
  中国的慈善事业虽有其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个非政府、非政治性的民间机构出现,在新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当时,中国众多的慈善机构基本上各自为阵,没有专业化分工,表现为每个慈善机构既是筹款组织,又是项目的执行机构。
  中国的慈善机构相对封闭,没有更多与同行业其他慈善组织、权威机构建立广泛的交流与接触。因此,整个慈善事业还处于低水平的徘徊阶段。
  中国的慈善事业中断了40年,职业慈善家、慈善机构管理人才、志愿者队伍、人才都十分缺乏。
  崔乃夫认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必须在近期完成必要的联合和专业分工,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向正规化、组织化、社会化的产业化目标健康发展。会上,崔乃夫会长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思路。他是这样说的:
 1、要明确慈善事业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
 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慈善事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障的必要补充。1986年12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指出:“在社会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人、关心人,特别要注意保护儿童,尊重妇女,尊重老人,尊重烈军属、荣誉军人,关心帮助鳏寡孤独和残疾人。”指出:“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人类文明中道德发展的新境界,必然要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良道德传统,并要和腐败思想作斗争。”毫无疑问,慈善事业无论是它所进行的工作,还是它所提倡的方向,都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慈善事业作为民间的行为,只能是社会保障的补充。两者是并行不悖的。这是因为,社会保障工作是政府行为,应由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去完成。但是在社会保障领域以外,仍然由许多事情要做,需要发动社会力量拾遗补缺,而慈善事业正是处在这样的位置上。
  2、要明确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定位和职能。
  就自身而言,中华慈善总会是全国性民间慈善团体,其宗旨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帮助社会上不幸的个人和困难群体,促进社会的公平和进步;对政府来说,中华慈善总会是热心的社会活动者,通过自身的影响和行动,调动社会财富,推动各项社会服务,帮助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在大众看来,中华慈善总会是热情的宣传者和组织者,资助和兴办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培养工作的慈善意识,提供社会道德水平;在捐款人眼中,中华慈善总会是忠诚的管理者,以严谨的责任心和精明的策划为他们服务,使他们实现自己的心愿和理想。在慈善事业中,作为卓有成效的组织者,中华慈善总会协调各慈善机构的活动,引导他们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并提供理论、经验、人才和信息等方面的服务。概括地讲,中华慈善总会的职能就是,协调、指导全国的慈善机构,广泛募集慈善资金,资助、兴办各类慈善公益事业,发挥政府和群众,尤其是和困难群体之间的桥梁作用,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公德,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进步。
  3、积极筹集资金,实施更多的救助项目。
  在资金筹措方面,除了过去已经开展的方式以外,准备联合各地慈善组织,推出两项新的筹款方式:“一日捐”和“百万行”。“一日捐”是倡导广大群众参加到慈善活动中来,每人拿出一年当中一天的收入或劳务,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个人和困难群体。“百万行”是动员一部分中小学生或热心群众,走上街头进行募捐的活动。开办这些活动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资金募集的范围,推动社会救助工作;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引导群众参与,培养慈善意识,组织志愿者队伍,逐步走上联合募捐的道路。另外还需要探索其他稳定的募集资金的渠道和方法。我们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联合各地慈善机构,在今后几年能募集两三亿人民币的资金。
  实施更多的救助项目。考虑到需要多、资金少的现实,在近期内仍应以安老助孤为重点,同时开展一定量的其他社会救助工作。在安老工程方面,准备先帮助一批敬老院、老人福利院和老人公寓改善条件,在社区兴办一批老人活动中心和老人日托站等设施,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建立一些适合不同老人需要的较高档次的老人公寓。在助孤方面,继续开展孤儿康复项目,在三到四年内完成福利院残疾孤儿唇腭裂康复手术,改善部分儿童福利院的设施,探求孤儿和社会流浪儿童接受教育的途径。
  4、继续加强与海内外慈善团体的联系和合作,引进国外发展慈善事业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创造出适合中国特色的发展慈善事业的道路。
 崔乃夫最后说: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是一个年轻的事业。在我们的面前一定是个有着不少困难,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却充满着希望和极强生命力的事业。它有着全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炎黄子孙的支持。我们的慈善事业一定能够日益发展壮大。让我们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将这个伟大崇高的事业推向前进。
 ……
  崔乃夫有关慈善的讲话、论述还很多。尽管他不再担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已经十多年了,但人们还总是不断重温、不断研究、体会他有关慈善话题的论述,还经常回顾他为我国慈善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
  2013年末的一天,我和崔乃夫谈起他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贡献,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个人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觉得自己就好比是河水中的一个浪花,只是翻卷一下,就融在河水中了。”还说:“你记的那些事情,有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有的就完全忘记了……”
  我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位不老的老人,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只觉得心中的浪花一浪高过一浪地翻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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