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中国
第一部分:慈善●萌动

20世纪,10—20年代,中国奉天(沈阳)


  那时的沈阳,春天比现在来得要迟,但寒冷的空气中毕竟有了丝丝暖意。1918年4月18日,一个太阳明亮、空气清新的早晨,一位英俊的高个子青年兴冲冲地在沈阳大南关里景佑宫门前挂出了写着“奉天省城贫儿学校”几个大字的牌子。周围人群中即刻响起一片掌声、欢呼声。一个专为贫苦家孩子开办的学校,在景佑宫三间洒入阳光的破庙里开学了。
  这个青年人就是乐于助人,被同学们称为“阎老佛”的阎宝航,就是他创办了这所与众不同的学校。他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战略情报家,2008年热播的电视剧《英雄无名》里的主人公,就是20世纪九十年代中华慈善总会的创办人之一阎明复的父亲。
  阎宝航是辽宁海城望台乡一个贫苦农民家的孩子,因为家庭贫寒,自懂事起就开始帮父亲干农活,八九岁时又开始给村里人家放猪以贴补家里的生活,直到12岁。穷人家的孩子没有上学读书的条件,但天资聪明又渴望读书的阎宝航经常偷空到村里的私塾馆窗下听课,时间不长,他竟认识了课本上的所有字并能熟练地诵读课文了。爱惜人才又富有爱心的私塾老先生发现了这个聪慧好学的孩子,接纳他成了一名不需要交学费的学生。阎宝航一边继续帮家里干活,一边在学校读书,学习成绩和品格都是班里最优秀的。1913年,阎宝航考上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在学校读书期间,他不但学习到了文化知识,而且萌生了救国救民的愿望。毕业实习期间,阎宝航时常参加设在沈阳大南门里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集会,经常路经沈阳大南门里和小南门里。那一带为许多贫民居住之处,贫苦人家的子女是无力上学的。别的孩子上学读书时,这些孩子只能在街头嬉戏、流浪。阎宝航每每从那里走过时,心里都在翻腾。他在想,怎样使这些贫苦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读书受教育,将来也能翻身、成材,而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整日在贫困和饥饿中挣扎。一日,他路过当地基督教青年会会所景佑宫。这里有破庙三间,青年会英文夜校设在此处,夜晚上课,白天却是一直空着的。阎宝航在那里驻足,想:何不借此一地两用?第二天,他便去拜访了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提出他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的愿望和打算,即每天白天利用景佑宫教室的空闲时间,招收一些贫苦人家的孩子来读书,由他自己会同两三名同学义务教学。那时,他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想的全是对这些穷孩子的救助和孩子们的前程。总干事被这位青年人的慈爱之心和满腔的热忱深深打动了,欣然表示同意,当即捐款10元大洋,做开办费用,并表示今后还将给予其他方面的支持。
  阎宝航看到自己的愿望可以实现了,心中狂喜,即刻飞奔回到学校,动员同班同学,也是一向志同道合的好友张泊、魏益新一起来做这件好事。两位同学欣然同意。随后,阎宝航即到南门里一带贫民住户招生。他一户一户地走访,说明就在附近的景佑宫内成立一所小学校,请贫苦人家不必担心孩子上学的费用,因为这个学校不收学费、不收书费,由学校供给书籍、笔纸、石板等,只送小孩到景佑宫小学念书就可以了。
  沈阳城出了破天荒的新鲜事:白念书,不花钱,且供给书笔用品,从来没听说有这样的学校呀!当时,有信的,有不信的,也有半信半疑的,第一次只招来六七个学生。阎宝航开始给贫苦人家的孩子上课了。奉天省城贫儿学校就这样诞生了。
  十几天后,贫苦人家的人们经观察并无异状,才相信这是真的,于是纷纷奔走相告,由近及远。学生的数目很快就多了起来,并且越来越多。从此,这所学校越办越好,声誉越来越响亮。经过几年的努力,其规模越来越大,除在沈阳城内设有总校一所、分校四所外,还在郊区开办了一所实习工厂,招收贫苦学生半工半读。贫儿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专收无力就学之贫苦儿童,授以生活必需之知识技能,并注重道德教育,以完全其人格。”为培养学生养成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学校要求学生每天做一件好事,并要求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把做的好事记在日记上,备老师检查。所以,在贫儿学校里,学生之间团结空气很浓,打架斗殴的现象几乎看不见,风气很正。在教学内容上,阎宝航等人还特别强调爱国教育,在贫儿学校总校大门的屏风上,绘有大幅日本侵略地图,图中标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等地的时间,使学生们出入校门时就能看到,时刻不忘国耻。学校学生人数最多时逾千人,不但从此改变了这些贫苦人的命运,也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好多有用的人才,有的还成长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青年时代的阎宝航刚刚步入社会,尚未就业,就创办了这所贫儿学校。为办好这所学校,他早晚教授外国人学习中文,得到的报酬一方面维持生活,一方面补贴贫儿学校费用。与此同时,他还积极争取社会的广泛支持。他和他的同伴相继请当地有名的杂技团给贫校募捐;请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演戏募捐;争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捐助,还特别争取到张学良将军和爱国将领郭松龄等著名人士的关注和经常性的物质上的捐助。郭松龄将军的夫人不但捐款还自愿到学校当义务教员。这些都是贫儿学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阎宝航对我们中华民族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贡献。
  这个时候,贫儿学校生机勃勃的情况传到了远在北京的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的耳朵里,他专程到沈阳找阎宝航了解情况。阎宝航陪同黄炎培参观贫儿学校,与在那里学习的贫苦孩子交谈。黄炎培先生感慨地说:“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和声望,费很大力气才办成了北京香山慈幼院。而阎宝航领着几个无地位、无声望的师范毕业生,白手起家,就办起了贫儿学校,实在难能可贵。”

 

 

20世纪30年代,中国昌平


  那是一个动荡、水旱灾害、人间灾难频发的心酸年代。这一年,又是一个大灾大难之年。到处是饥寒交迫、瘦骨嶙峋、衣不遮体、走投无路的灾民。
  一个五六岁男孩儿,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忽闪着,眼中不时闪出与一种他年龄不太相称的疑惑、怜悯的光亮。忽然,他看到一排席棚下,摆放着几口冒着热气的大铁锅。灾民们手里捧着饭碗,相继从那里分得一碗碗充饥的热粥。他愣愣地看了好一会儿,晶莹的眼睛里顿时浮现出稚嫩的笑纹。这个影像深深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伴随了他漫长的一生。
  1937年的七八月间,已经随父母亲在北京上学读书的这个男孩儿又注意到,许许多多的惊慌失措的百姓,纷纷涌进北京城。他们是为躲避战火离家逃难的。在北京,这些人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可怜兮兮的。已经识文断字的小男孩儿发现,一些叔叔阿姨组织了“难民救济所”,帮助逃难的百姓解决吃饭、住宿的问题。小男孩儿瞪大眼睛看着那些为难民忙里忙外、到处奔走的人们,从心底不由得升起一种敬意。他内心深处的善根在萌动,中华民族“为善最乐”的理念在他思想深处萌发。他立志,长大后也要做一个有能力为百姓排忧解难的好人。
  1948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为人类解放、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
  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部长,并创办了第一个全国性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的崔乃夫。


1986年4月中旬,中国湖北
 

  八年后的这时候,从中国民政部部长位置上卸任的崔乃夫被推选为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

  1986年4月中旬。一个微风习习的傍晚,晚餐后的国家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慢慢地在神农架林区的一条小河边散步。那时,他的思绪并不像他的步子那样缓慢、那样轻松,他还在思考。崔乃夫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思考很难使他真正地轻松、平静下来。
  崔乃夫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他给山西省委书记当过秘书,后调入大学工作,29岁时成为兰州大学宣传部长、教务长,后来又在副校长的岗位上主管教学和科研。“文革”中,他在“五七”干校度过了几年不平凡的岁月。1978年,他被调至国家民政部,先后当了11年的部长。担任部长期间,崔乃夫对中国的民政事业作了大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在包括农村扶贫、养老、救灾救济、残疾人的福利企业、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和农村养老保险等方面都有创新性的发展。他常常深入基层,并总有自己独立的观察与思考。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就深刻感受到,老百姓的疾苦贫穷不是政府一个渠道能解决的,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援。他曾很明确地指出:老百姓的困难是多方面的,政府制定的政策有的符合实际,有的不一定符合实际。比如发放救济款,定一个杠杠,什么情况补助多少钱,结果有的人拿了正合适,有的用不了,有的还不够。而慈善事业,则是根据实际需要去解决问题。1985年,崔乃夫在乡村救灾中发现,农村贫困人群很需要棉被衣物,而城市中不少人有多余的棉被衣物放着无用,弃之可惜,卖又不值钱。他当时就可否把城市人多余的物品捐赠给灾民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得出了肯定的答案。从1985年至1986年,他就呼吁这件事。现在看来这是很自然、很简单的事,但当时却遇到许多阻力,一些人并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这样做是给中国政府脸上抹黑,大家脸上无光。可崔乃夫还是坚持在民政系统这样做了,并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和效果。后来,这种做法也得到党中央的肯定,江泽民总书记专门批示说,要把这件事作为经常性的事来抓。和崔乃夫在一起,听他说事,看他做事的时候,人们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者。和崔乃夫接触较多的那些年里,我也见过他发火的时候,可我记忆中的他,却总是满脸平和的微笑,那是一种使人人都没有距离感的微笑。崔乃夫在我的印象与记忆里总是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他身材修长,长脸、大眼、阔鼻。尽管岁月在他的脸上也留下了历史的沧桑,但仍可以清晰地在他身上领略到好男人的英俊与风采。他讲起话来连贯自如、层次分明、逻辑严谨,常常是慢慢的柔柔的,语调抑扬顿挫,使人从心底上感到一种很大的力量。
  ……
  崔乃夫在夜幕下、河水边慢慢走,思考着白天里他见到的事情。他和国务院其他几个部的部长这次到这里,是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三峡地区考察。
  他慢慢走着,忽然看到迎面走来的赵紫阳总理。
  他和赵总理相互问好后,赵总理问他:“老崔,民政工作现在好搞不好搞?”
  崔乃夫笑了笑说:“说好搞是事实,说不好搞也是事实。”
  总理显然对崔乃夫回答感兴趣,接着问:“怎么讲?”
  崔乃夫回答说:“现在,随着社会财富的普通增加,国家对民政的投入也在增加,所以比以前钱少的时候好搞了。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收入差距加大,一部分人由于自然条件、社会和自身心理或生理等原因贫困的问题也突出了。如果真实、全面地面对现实,我国需要救济、优抚的对象就要增加,需要建立和改善的社会福利设施也要增加。我们主要是为穷人办事,可资金匮乏,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很难发展。”
  赵总理又问:“解决这方面问题你还需要增加多少钱?”
  崔乃夫在这方面早就有深入的考察和思考,马上回答说:“每年大约20亿。”
  赵总理略作思考,说:“国家没这么多钱呀,你有什么办法吗?”
  崔乃夫试探着问:“我们能不能搞点彩票?把那些富裕些的人的闲钱集中起来办福利事业。”
  崔乃夫或许也没有想到,赵总理听到这里很兴奋,又询问了许多有关彩票的具体问题。
  在此之前,崔乃夫早就意识到了,单靠国家财政的拨款,民政的许多难题都无法解决。他一直苦苦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如何为困难群体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崔乃夫曾在与一位热心中国民政事业的海外华人会谈时坦言了自己的难处,这位人士提供了三条取财之道:一是搞赛马卖马票;二是增收筵席税;三是搞彩票。
  崔乃夫的兴奋点一下被彩票点中,由此,他指示民政部的相关部门开始彩票的可行性调查。
  ……
  赵紫阳总理静静地听,他的情绪显然被这位能够面对现实,又善于思考的部长感染了。他肯定地说:
  “我看这么搞没什么问题,但要做好宣传工作,好事情要办好。”而后,他又突然问苏联、东欧搞吗?崔乃夫给了肯定的答复。赵紫阳又对崔乃夫说:“那你给我搞个材料。”可见他对这件事还是有些顾虑的。
  崔乃夫回京后,正值民政部有一个考察团将前往苏联和东欧,崔乃夫安排这个考察团同时调查这些国家发行彩票的情况,并捎回了沿途能买到的所有彩票。
  很快一份包括有彩票实物在内的关于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发行彩票的详细资料,送到了赵总理的办公桌上。
  1986年8月18日,民政部向国务院正式报送了《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报告。报告中除陈述社会福利资金紧缺外,还分析了城乡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储蓄总额已达2500亿元的有利条件;并提出每年发行10亿元奖券,考虑人民的承受力,每张奖券面额不宜过大,一般以1元为好。每年的筹资将大部分留归销售地区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建议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作为有奖募捐的发行法人。
  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召开第128次常务会议,讨论了民政部的报告。会议原则同意开展有奖募捐活动,肯定了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其有消极的一面,即容易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因此,要从严控制,只限社会福利独家发行。并由民政部组织一个“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负责,可以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
  为慎重起见,赵总理提出:此事再报请中央书记处审议。
  1987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12届第323次会议讨论民政部的报告,表示同意,会议决定事项通知中还明确指出:“除民政部门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搞类似有奖募捐活动。”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又报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们均表示同意。
  至此,“中国能否发行彩票”的问题,经过两年的调研和一连串慎之又慎的酝酿、论证之后,终于在中国最高决策机关顺利通过了。
  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批800万张面值一元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卷”在河北,江苏,浙江,上海等10个省市试点发行,从而揭开了新中国彩票史的第一页,彩票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1993年10月和1994年5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卷发行中心分别被国际彩票组织(INTERTOTO)接纳为正式会员。
  …… 
  中国第一个彩票的获奖者出现了,他的出现无异于一个深水炸弹在平静的海面上腾起的波浪。福利彩票的发行量急速地扩大,社会福利资金也在迅速增加。
  占大多数的,没有中奖的那些人,并没有因此影响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太多的遗憾和沮丧。因为正是由于他们买了福利彩票,一些老人院、儿童福利院新添了许多新的设备。一些孤残儿童的疾病也因此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许多人因此感到了一种过去不曾感到过的荣耀。
  彩票,这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创举。当时的国家民政部长崔乃夫是完成这一创举最关键的人物。这个创举,是中国传统的慈善性募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无疑也为七年后新中国慈善组织的重新出现,中国慈善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慈善、慈善事业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我国被重新提起,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的,中华慈善总会与一些省市慈善会也从那时开始相继成立。这种现象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认知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1986年在我国发行“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卷”,即福利彩票也不无关系。应该说,福利彩票在中国的发行为新中国慈善组织出现、发展,为中国慈善事业的重新崛起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地。
  从考虑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从发行福利彩票取得最初成功,崔乃夫就已经在考虑新中国的慈善事业了。


1989年年末,中国北京


  这一年年末,阎明复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位改任国家民政部正部级副部长。这一年,由于阎明复的参与,一个境外的慈善项目在中国大陆实施。三年后他便着手创办第一个全国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
  
  1989年,因为云大棉对阎明复不变的信任,成就了一个重要的慈善项目,也使“扶轮社”这个国际慈善组织走进中国内地刚刚兴起的慈善事业。
  云大棉这个名字在慈善界为许多人所熟悉。2008年底,我随中华慈善总会领导到甘肃慰问灾民、考察灾后重建时,无意中遇见了已经73岁的云大棉先生。他还是我多年前见到的那个样子,领口还是一个显眼的黑色领结,一双不老的眼睛依旧闪着灼人的光亮。在这里见到他不奇怪,他每年都要到甘肃搞慈善助学、助医等项目。
  我最初知道、结识云大棉是源于阎明复会长的介绍。云大棉和阎明复早就相识并有过一些交往。阎会长每每说起云大棉都会挺兴奋,云大棉先生是蒙古族人,全国政协8届9届的委员。他出身于革命家庭,是乌兰夫同志的侄儿。乌兰夫是曾经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老一辈革命家。云大棉儿童时代和父母到延安,在延安“保小”读书,是个“红小鬼”,成年后又参加过许多革命活动。后来,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云大棉随父母经新加坡到香港。在香港的云大棉继续为国家作贡献,后来成了一位很有成就的实业家。云大棉先生特别热心慈善事业,是慈善组织香港扶轮社的重要捐款人和组织者。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扶轮社决定在全世界实施消灭小儿麻痹症的慈善项目,云大棉先生建议这个国际慈善组织到中国内地来做这件事情,并得到认可,决定向中国内地捐赠一批小儿麻痹症疫苗。1989年底,云大棉先生为此事专程来北京找阎明复,请阎明复协助把这个好事办好。
那时,阎明复就要离开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的岗位了。那时,他已经不像先前那样忙碌,找他汇报、请示工作的人已经没有了。有来看望、安慰他的,也都被他回绝,对突然出现在面前的云先生,他有些嗔怪地说:“我很快就不是中央统战部长了,你怎么还来找我?”
  “我就是要找你,我们认定要找你。” 云先生毫不犹豫地对他说。
  云大棉对阎明复和他的家庭有着深入的了解,很清楚阎明复是一个有善根、善缘的中国共产党干部,也深信他和他的家庭永远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慈善传统。
  那一天,云大棉和阎明复谈到了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家庭。这令阎明复十分感慨。
  阎明复的父亲阎宝航,早年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是东北民众反日斗争的积极组织者与领导者,是始终站在反日斗争最前列的先锋战士。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是东北青年学生最敬重的著名人士之一。1937年9月,阎宝航经周恩来总理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党工作,常临危受命,不避艰险,全力以赴。阎宝航还是张学良将军的亲密朋友和幕僚,为张将军实现抗日救国夙愿做出过重要贡献。
  关于父亲,阎明复有太多的回忆,太多的眷念,太多的感慨,太多的思索。父亲一生为民族、为国家、为党呕心沥血的崇高精神一直深深教育着他;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浑厚善良、乐于助人的伟大人格也一直深深感染着他。应该说,阎明复的父亲还是一位杰出的慈善家。他热心慈善事业,年轻在沈阳创办“贫儿学校”,很早就开始了扶贫济困的探索与努力。
  阎明复能记住的,亲身感受的,不会忘记的,是他们在重庆的家,那个被称做“阎家老店”的特别的家庭,那个满是亲情和友善的家。1937年夏天,他们一家从南京辗转去重庆。1938年春,阎明复的大姐明诗在途中从武汉出发去了延安。他的二姐明英(后改名高玲)、大哥明新(后改名大新)、二哥明智也在1938年和1939年先后到延安去了。一直在重庆爸爸、妈妈身边的只有阎明复和他的三姐明光。那时,阎明复7岁。
  到达重庆之前,阎宝航的一个朋友在重庆七星岗附近闹市区为他们一家找了一处住房。在那里住了几天之后,阎明复就听爸爸妈妈说,住这个地方不合适。很快,他们的家就搬到了两路口重庆村17号。重庆村是一个比较大的住宅区,有17栋楼房。从两路口街上去要爬一个坡,坡顶有一大块草地,上边有10栋楼房,下坡的另一边还有7栋楼房,17号就是这7栋楼房中最靠边上的一栋。再过去就是有名的大田湾跳伞塔了。那时,小小年纪的阎明复并不清楚为什么要选这么个地方来住,长大以后,知道了爸爸的情况,才明白了这是为了便于工作。重庆村17号是一栋三层的小楼,楼前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儿,院子里有两个便门,一个通向大田湾,有一条小路可以去曾家岩50号周公馆,即当时周恩来同志所在的地方;另一个通向浮图关下偏僻的山冈,出入比较隐蔽。当时,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常到这里,出入都是走便门的。对这些,阎明复还有些模模糊糊的记忆,尤其让他忘不了的,是那个曾在他家过生日的周伯伯,忘不了周伯伯那两道浓浓的黑眉,一双亮亮的眼睛,忘不了周伯伯把他抱在腿上时的情景和与他说的那些话。但是,在他幼小的心灵上,记忆更深刻的,还是那时到他们家的一拨儿又一拨儿东北老乡。抗战时期,有许多东北人流亡到重庆,其中不少人找不到工作,没有住处,常常找到他们家来请求帮助。他们一家也真是鼎力相助。由于客人特别多,他们家的三层小楼都住满了人,吃饭都是两三桌。特别是1939年“五?三”、“五?四”,日本人对重庆进行大轰炸之后,许多流亡到重庆的东北人的家被炸毁了,到他们家求助的就更多了。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这么多人吃住,以阎宝航一家当时的收入和积蓄是根本无法支撑的。为保证这些人的生活,阎夫人常常要到街上摆摊变卖家里的衣物,包括古玩、玉器、首饰等贵重物品,换了钱赶快就到粮店去买平价米。阎明复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和妈妈一起在重庆街头叫卖家里物品时的情景。他的母亲是朴实、善良、勤劳的东北农村妇女,每年都做大酱、渍酸菜,还买了一盘石磨磨豆腐来改善生活。他们一家吃什么,客人们就吃什么,从无异样。吃饭时,如果有人没回来,他母亲都要等待,担心他们的安全。客人有了出路和安排,临走时,阎宝航还要为他们筹划路费资助。那时,许多同志和朋友都亲切地把他们在重庆的家称做“阎家老店”。在这个“阎家老店”受到阎家亲切关怀和照顾的不计其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阎明复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时,同在出版社的编辑王忆丽曾异常激动地告诉阎明复说,她之所以能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是因为阎明复母亲的救助。东北沦陷后,他们一家为躲避战火辗转到重庆,走投无路时也被阎家老店收留,那时她只有一岁,因患急性肺炎生命垂危,关键时刻是阎夫人摘下手上惟一的一枚金戒指给了她父亲,去换当时昂贵的盘尼西林针药。王忆丽说,她懂事以后,她的父亲多次把这件事讲给她听,让她一辈子都不要忘记恩人。
  阎明复静静地听着,心底却激起了惊涛骇浪。那时,他的母亲高素,一个善良的、历尽艰辛的老人,已经在“四人帮”的迫害之下,离开了这个对她来说曾经是多么美好的世界,带着天一样大的遗憾和疑问。
  这时的阎明复,好像又回到了在重庆“阎家老店”时的生活。
  那大约是1939年一个太阳落山时的傍晚,小小年纪的阎明复忽然听见有人敲家里的门,急忙出去开门,见是一个陌生的也是东北口音的年轻人,身穿破烂的打着补丁的军服,腿黑黑的,眼睛眯着,好像双目失明。阎明复忙让他进屋,并赶快去找妈妈,说来了一个可怜的瞎子。那人对阎夫人说他是东北人,当兵的,打仗时日本人放毒气,害得他眼睛几乎失明。逃到重庆后,饥寒交迫,无法生活。后来听说这里住着一位阎善人,所以找上门来,请求救救他。说着说着就跪下了。阎夫人急忙把他扶起,告诉他今后就住在这里,叫他不要着急,并马上安排他洗了澡,换了衣服。这人叫周茂林,原是吉林农村的苦孩子,除了种地、打仗什么也不会,视力又很差。阎明复一家安排他住下,让他做了厨师。开始,他煮的饭是生的,菜也烧不熟。阎夫人就手把手地教他,还在以后给他找了一个四川的媳妇。抗战胜利以后,周茂林高高兴兴地回了东北老家。1947年,阎宝航在辽北工作时,还去看望过他。
  “阎家老店”不但救助了许多东北难民,而且还根据组织的安排,接待了不少的革命志士,如姚艮全家,沈钧儒、范长江的家人,李公仆的夫人张曼 及孩子等。陶行知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情况十分危险时也到“阎家老店”避难。高崇民和于毅夫全家曾长时间住在“阎家老店”。许寿轩、朝鲜族的老党员韩乐然也常常在那里落脚。有些客人还需要特别的照顾,如杜重远一家,因杜重远遇害,杜夫人由新疆来渝后就卧床不起,不思饮食。阎夫人就为杜夫人另做饭菜,朝夕相伴地安慰和鼓励。
  每一个在“阎家老店”生活过的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解放后任国家公安部办公厅主任的姚艮同志,曾异常激动地回顾了他在“阎家老店”,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生活的经历。1946年2月,姚艮同志为找党的关系从新疆到重庆,经他在苏联相识的李正文的介绍,住进“阎家老店”。李正文在给他的信中说:“阎家老店是东北革命青年的家,宝航大哥和阎大嫂会像亲人一样接待你们全家。你可以带上妻子、儿女先到他们家去住。至于你找党中央驻重庆办事处和周恩来的事,阎大哥也会为你安排好的。”
  姚艮同志和妻子当时有一个5岁的儿子和一个不满3岁的女儿。从新疆出发前他想:我这样一个4口之家,得给阎宝航一家带来多大拖累,怎么让他们收容和养活?他还想到,和党组织接上关系以后,如果被派到前线打仗,妻子和孩子在哪里生活就成了问题;如果被派到敌后做地下工作,有家属在跟前,他又怕影响工作的开展;如果把两个幼小孩子都留给妻子,妻子又太困难了,甚至无法养活两个孩子。经再三斟酌,姚艮决定带着儿子去重庆;妻子带着女儿留在新疆。就这样,姚艮出发了。经过日日夜夜的奔波,他终于到了重庆,终于敲响了重庆村17号“阎家老店”的门扇。
  大门开了,姚艮看见一位五十岁上下,面容消瘦的老妈妈。没等姚艮自我介绍,老妈妈便说:“你就是咱东北老乡,从新疆来的姚老弟吧?非常欢迎你的到来!”
  姚艮被眼前这位老妈妈那比隆冬里的太阳还要温暖的微笑和像黑土地一样朴质的乡亲情谊深深感动了。他的心在幸福地颤动,两眼浸满激动的热泪。
这老妈妈就是“阎家老店”的女主人,阎宝航的妻子、阎明复的母亲高素。
  高素一边安顿姚艮父子,一边说:“李正文来过几封信介绍你,他在信中说你们一家4口,为什么只来一半啊?另一半呢?你的太太和女儿呢?为什么没一同来?”
  这时,姚艮的心咯噔一下,嗓子眼儿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阎妈妈把姚艮的儿子搂在怀里,孩子一知半解地回答:“妈妈和妹妹留在新疆了。爸爸说要带我去革命,上前线打仗。我们怕妈妈、妹妹拖后腿……”
姚艮注意到此时的阎妈妈显得有些激动又有些不高兴。她抚摩着孩子的头,又有安慰又有责备地说:“姚老弟啊,我本不该刚见面就说你!你最不该把老婆和女儿抛下!你拍拍良心,问问你自己,这都是为什么?上前方打仗,要有妇女做饭,管后勤;还要有小八路站岗、放哨、当探子呢!何况你还不一定上前线打仗啊!你要是怕太麻烦我们就更不对了,从东北老家出来救国抗日的,出来干革命的,都是我们‘阎家老店’的亲友。你呀,最最不应该的是把妻子和女儿抛下不管!”
  姚艮听了深受感动,他正不知说什么好,门这时开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快步走进,是阎宝航,是姚艮仰慕已久的英雄偶像。他两眼闪着亲切的目光,声音洪亮地说:“你来了!欢迎欢迎!全家都来了吗?”阎宝航伸出有力的温暖大手紧紧握住姚艮还在颤抖的手,微笑着上下打量起姚艮,又说:“李正文来信说,你和他是在苏联北极地带相识的难友。我猜想你经过十多年的磨难,一定是个消瘦的、衰老的半拉病人,可是你却像我的孩子们一样健壮!好啊,有个好身体是真正的本钱。是干革命的、救国救民大事业的本钱!”
  姚艮带着儿子就这样在“阎家老店”住下了。阎宝航帮助姚艮与党的组织建立联系,帮助他做了许多他要做的事。这期间,阎宝航、高素夫妇俩多次让他写信接妻子和女儿来“阎家老店”住。高素还说:“我再收一个女儿,再收一个孙女!”
  阎家过得其实也很艰难,一家几口人维持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总有来来往往的客人来吃住。现在,又来了姚艮父子俩,姚艮的儿子又是正能吃的年纪。姚艮注意到每到星期五六,阎妈妈总拣出些衣物、书画、家具交给孩子们拿出去卖。他看见,心里很是不安。高素笑道:“这些衣服,用不着了,孩子们长大了,衣服小了,还有这些碑帖、字画有什么用?”
  姚艮听了,心里更加过意不去。一次,他把身上的几十元钱拿出交给阎夫人,让她补贴家用。阎夫人生气地说:“你这是干什么?认为我们家供不起你们父子俩吗?还是把你阎妈妈当成吝啬鬼,小气鬼呀?有吃的时候大家吃,没有吃的时候再说嘛!我们卖那些东西,是因为我们总要离开这里,回东北老家去。我们总不能背着那些破烂回去吧?”
  “阎家老店”越是亲切温暖,姚艮越是觉得自己和儿子白吃白喝给阎家带来了麻烦和负担,越发不能接妻子和女儿来“阎家老店”了。
  这期间,阎宝航多次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姚艮的情况。党组织决定派姚艮到东北搞地下工作,周恩来同志在听阎宝航汇报姚艮情况时说:“姚艮只带一个体貌出众的孩子,最易引起人们的猜疑,还是全家去好。妻子、儿子、女儿是最好的掩护。”
  为迎接姚艮妻子、女儿的到来,阎妈妈特意腾出一间大的住房,放上双人床,铺上干净的被褥。阎宝航还通过自己在兰州的朋友给她们母女买了来重庆的机票。
  光阴荏苒,转眼间过去了几十年,姚艮一家没有忘掉这近半个世纪前的往事;所有在那里生活过的人没有忘记温暖的“阎家老店”;过去和现在了解“阎家老店”的人们也会长久地记住这个特别的名字。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贫儿学校”还是“阎家老店”还都在继续。
  因为,这样的历史还在写着,愈发精彩愈发光大地写着。
  同样出身革命家庭,同样有善心善缘的云大棉和阎明复是多年的挚友。我采访云大棉时,多次听他谈到他对阎明复的信任。他把拇指竖起,一双生动的眼睛漾起真诚的笑意:“明复同志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他有着菩萨心肠,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的真情、热情、责任感是永远也不会消退的。”云大棉还说,阎明复很少想个人的得失、进退,不是那种患得患失的人。
  云大棉先生的话果然没错。阎明复虽然是一个“高官”,可对普通百姓的生活,特别是困难群体所面临的疾苦一直有着非常透彻的了解。阎明复很清楚小儿麻痹症在我们国家一些地方,特别是环境相对较差的农村给儿童们造成的危害,也一直巴望着我们国家能早一天根除脊髓灰质炎。
  为了能尽快有效地防治小儿麻痹症,让孩子们远离脊髓灰质炎的危害,阎明复欣然接受云大棉的要求,决定协助云大棉先生把这件好事办好。为此,他找来了有关防治小儿麻痹症的资料,一页页翻看。
  他了解到防治小儿麻痹症的疫苗要冷藏在零下18°C,考虑这些疫苗又要从美国和我国香港运来,虽然空中和陆路运输中都有很好的冷藏设备,但由于国际扶轮社的捐赠量很大,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样费时、费力也费钱的运输,显然不是好办法。所以,他向云大棉先生建议,请实施这个慈善项目的国际扶轮社在中国内地投资捐建一个生产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工厂。这样疫苗就可以直接运往需要的地方了。云大棉先生觉得这个建议是可行的,便很快向国际扶轮社总部汇报,同样很快就得到了认可。
  那一段时间,阎明复已经没有工作也没有任何权力了。他考虑,要把这件好事办好,只有请卫生部部长帮忙。他一天都没耽搁,马上就找到了当时的卫生部长陈敏章,把这个情况详详细细对陈敏章同志说了。作为主管全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部长,陈敏章也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对于这个时候的阎明复还想着要办这样的好事也颇为感慨,他使劲握着阎明复的手,加重语气说:
“阎大哥你放心,不管你今后怎么样,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
  陈敏章部长很快就安排了这件事,确定了建厂地点,并安排了国际扶轮社对这个项目的实地考察。考察后,国际扶轮社决定捐助1500万美元在我国云南昆明建设一个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生产厂。在陈敏章部长的支持、帮助下,他们在很快就把厂子建起来了。同时,还捐助了运送这些疫苗的冷藏车。从日后看,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很好。这个厂子生产的小儿麻痹症的疫苗占了全国需求量的75%,为我们国家防治小儿麻痹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赋闲中的阎明复一边治疗着多年顾不上治疗的“无名热”,一边一直关注着这件事,有需要他出力的时候,他绝不含糊。
  看到云大棉先生这样热心慈善事业,这样乐于助人,阎明复和他的老伴吴克良都想到了他们曾经到过的宁夏的一个贫困地区。那里的许多孩子,因为当地没有学校,因为生活贫困,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他们夫妇俩永远也忘不了那些孩子渴望读书的那种令人心酸的眼神儿。阎明复很清楚,当时国家在发展教育事业上尽管有了越来越多的投入,但还是没有能力解决所有贫困地区孩子上学的问题。阎明复当时就想,能不能动员像云大棉这样的社会慈善人士,为贫困的乡村建学校呢?阎明复很动情、很细致地向云大棉先生介绍了宁夏那个贫困乡村的情况,希望云大棉先生能在那里建一所小学,并建议他到那里看一看。云大棉先生很快就去了宁夏那个贫困乡村,经过一番考察,云大棉先生很短的时间内就在那里捐建了3所小学。后来若干年里,云大棉先生在全国各地捐建的各类学校有好几百所。
  1991年华东大水灾的时候,阎明复已经到国家民政部任职了,云大棉先生又及时与他联系。在香港,云大棉先生是最早发动为华东水灾灾民募捐的慈善家之一。
  从那时候起,阎明复就感到了民间慈善的作用,也开始接触、思考“慈善事业、慈善组织”,这个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说还陌生或者还不敢面对的问题。

 

1990年,中国香港


  这一年,在民政部任职的阎明复与世界宣明会有了联系并开始了以后的合作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对宣明会这样一个由基督教创办的慈善组织,我们国家的一些部门和领导还是有很多疑虑,总是拒绝或回避。
  1990年阎明复到民政部任副部长以后,第一次到香港就与总部设在香港的世界宣明会有了一些联系。他首先向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同志询问了宣明会的情况,问了这个组织的活动情况,人员组成,他注意到宣明会的董事中有好几位他熟悉的先生、女士。他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长时与这些知名的爱国爱港人士都有着很深的交往,也对他们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些人不会做有损于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事!”他这样肯定地说,认定宣明会这个慈善组织是可以联络与合作的。
  当时,他特别安排与他一同到香港的民政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徐留根尽可能多地参加宣明会在香港的活动。当时,香港宣明会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饥馑三十”活动,参加这一活动的宣明会成员自愿赤脚挨饿30小时,目的是切身感受饥饿,体会那些因为粮食短缺而徘徊在生命线边缘的人们!激发大家的慈善慈爱之心。活动中,他们一边体验着饥饿,一边开展关爱贫困儿童,为贫困地区的儿童筹款的活动。徐留根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一活动,也坚持挨饿30小时。这30小时里,他直接体验到,那些宣明会成员没有什么歪门邪道,心里想的真是那些还在贫困之中,还面临饥饿威胁的儿童,是真心实意地要为贫困儿童奉献爱心的。
  在香港,阎明复从民政工作、社会慈善活动的角度与世界宣明会的成员有了更多的接触,对这个组织的了解也更加深入了。
  1991年,当时的世界宣明会总裁艾格雷到北京访问,与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吴仪和阎明复先后会见。与阎明复会面时,艾格雷特别谈到了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慈善项目。也是在这一年,华东大水灾后,宣明会大力支持安徽的重建工作,并对贵州的贫困山区实施慈善救援,此后的几年里,宣明会又相继对发生洪涝灾害的广西、江西、四川、湖北、湖南、云南、陕西等地实施慈善救助。
  宣明会的工作核心主要是对贫困儿童的救助。1993年,宣明会主席助理谭帝焕和宣明会香港办事处的倪贡明先生到民政部与阎明复副部长会面,提出要在中国大陆实施对贫困儿童的救助项目。阎明复没有犹豫,高兴地说:“这是好事啊!我们的党和国家对儿童一贯是十分关心的,大陆百姓对贫困儿童也都非常关心、关爱,没有那一个人面对受苦受难的孩子不生怜悯之心的。帮助贫困儿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我们完全可以搞这方面的合作。”从他越来越高亢的声调中,就可以体味到这位部长内心的激动与兴奋。宣明会的两位先生瞬间就被他高昂的激情感染了。心底善良的阎明复对百姓,特别是困难百姓一贯是特别关注、关心的。到民政部工作以后,他深入考察、研究民政工作的对象。他很清楚,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确实还有一些在困境中的孩子。政府目前还没有能力,把这些贫困儿童的问题都解决得很好,如果有来自包括我国港澳地区的国际慈善组织,来帮助这些孩子,这无疑是件好事,是不该回绝的。他觉得我们是不应该打肿了脸充胖子的,不能为了顾及我们的所谓脸面,挡住会使贫困儿童得到一些帮助的慈善资助。这时,谭帝焕和倪贡明两位先生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宣明会对贫困儿童实施救助的具体办法,就是要直接到贫困儿童当中调查,了解每一个儿童的详细情况,然后实施面对面的救助。他们希望在中国大陆也这样做。阎明复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沉思着说:“现在这样做恐怕是行不通的,你们直接到基层调查贫困儿童的情况,当地政府和群众很可能会认为你们别有用心,是在收集我们的阴暗面,找寻污蔑我们的口实。”他想了想,建议说:“我看你们可以先帮助我们一些儿童福利院的孤残儿童。这些孩子虽然政府已经管起来了,但一些福利院,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儿童福利院经费还严重不足,还面临许多困难。那里的孩子们吃饭、穿衣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但医疗,特别是孤残儿童的大病治疗,还有上学读书等方面都还需要社会慈善的帮助。”
谭帝焕和倪贡明两位先生经请示总部领导,同意了阎部长的建议,并与民政部签定了关于孤儿助学的项目协议。不久,世界宣明会一个资助儿童福利院的孤儿上学的“孤儿助学项目”在中国大陆一些地方实施了。由于宣明会与民政部的这次合作,全国400多家福利院的8000名孤儿的教育及生活方面有了新的非常必要的改善。
  两年之后,谭帝焕先生又找到阎部长,说这个项目的资助对象由于是政府儿童福利院的孩子,在香港和世界一些国家已经很难募集到慈善救助资金了。因为捐款人认为福利院的孩子已经有政府管了,他们的意愿是资助那些尚没有得到政府资助的孤儿和困难家庭孩子解决上学问题,而这样的困难儿童在中国大陆也是确实存在的。谭帝焕先生还介绍了宣明会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实施这一慈善项目的情况,提出邀请民政系统的朋友到亚洲国家实地考察宣明会在那些地方的慈善项目,以便了解一对一的儿童助养的操作过程和募来的经费如何使用,如何实施、发展慈善项目。宣明会对贫困儿童的资助,采取由捐款人认捐,一人帮助一个或几个贫困儿童,但捐款人并不和受助儿童见面、联系,以避免受助人对捐款人提出额外的要求,也防止捐助平衡的缺失,杜绝不必要的矛盾。
  阎部长很仔细地听谭帝焕先生的意见和建议。这时,中华慈善总会已经成立了,吉林省、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等一些省市也相继创办了慈善会。他明显地意识到,“慈善”这个古老又现实的话题已经开始被人们关注,实施这一类慈善项目的内在的和外在的环境也有了改善。
  “我看可以,现在这样实施这个的慈善项目的条件应该已经具备了。”他说,他同意谭帝焕先生的建议,也接受了谭帝焕先生组织有关人员出国考察的邀请,他觉得我们的同志需要学习先进的慈善理念和做法。他请民政部对外合作司做出计划安排,派出了有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云南省民政厅干部组成的代表团去泰国考察。1997年,世界宣明会董事会主席张大可和世界宣明会中国办事处总干事陈思堂医生到访北京,会见阎明复先生,促进彼此合作关系。同年,宣明会同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签定了“儿童为本的小区扶贫项目”协议。当时,阎明复还任民政部副部长并兼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他代表民政部和中华慈善总会两家在这份协议上签字。
  很快,人们就以惊奇的目光和兴奋的心态在云南、广西、宁夏、甘肃等许多地方看到、感受到宣明会和中华慈善总会合作的这个项目怎样成功地实施,那些因为这个慈善项目而改变了人生的孩子都微笑着走进了一个新的生活天地。
  阎明复常常会和慈善会的同志们说起宣明会的那个女孩儿。他是在贵州的大山深处遇到她的。女孩儿文文静静,衣着朴素却不失亭亭玉立之风韵。尽管大山的阳光和风雨在她的脸上、手臂上已经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可皮肤白皙得依旧能晃人的眼睛。在上山的坡路上,女孩儿忽然看到了自己仰慕已久的阎明复先生,一双能与大山对话的美丽眼睛里即刻闪出一种兴奋、温柔、和善与刚毅交融的光亮。她所在的地方是贵州最贫困的地方,70%以上的地貌为熔岩、石山。有限可耕作的土地,缺水灌溉,人与大牲畜的饮水也总是不够用。那里交通极为不便,多数村落只有徒步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在那里生活着的是善良、美丽、热情、执著却还贫困着的苗族同胞。
  女孩儿是宣明会派到那里实施慈善项目的,在那里工作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阎明复说:“你在这里很辛苦啊!项目进行得怎样?有没有需要我帮忙解决的事情?”
  女孩儿脸上即刻浮现出一片用感恩、满足与自豪合成的灿烂微笑。
  “这里百姓、干部很配合的,人都非常好。尽管有些难度,可项目进行得很顺利。贫困的村民不但解决了眼下的一些困难,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今后的希望。”女孩儿高兴地说,又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她负责的这个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还讲到很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个锻炼学习的机会,感恩这里的百姓和大山给予她的生活乐趣和过去不曾有过的成就感。阎明复细心听着,映着太阳光亮的脸上不时掠过阵阵笑意。他觉得这个女孩儿很不简单,不但品行高尚、境界高远,而且可以称得上是慈善项目方面的专家了。他询问了女孩的学习生活经历和家庭情况。得知女孩的家在香港,她本人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那一年刚刚圆满完成学业。读书时,她就常常在课余时间参与宣明会的慈善活动,大学毕业后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先到内地最贫困的地区完成一个宣明会在那里的慈善项目,然后再考虑就业的问题。女孩儿的家庭生活很优越,父母亲在香港都是有地位的上层人士。
  阎明复问她眼下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女孩儿稍微想了一下,说:“最难的是洗不得澡。”女孩儿每天都要在山峦沟壑中奔波,常常是满身满头的大汗,按习惯,她每天都有要洗澡,可这里既没有洗澡的条件,更没有洗澡用的水。
阎明复沉思的眼睛里闪过一种无奈一丝忧郁,他知道自己无法在这个地方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过他很快发现女孩儿的脸上并没有丝毫的抱怨,反而一种无所谓的轻松微笑在她充满青春活力的脸颊上掠过。他也笑了一下,对女孩儿说:“我就要回贵阳了,你们宣明会一位主席也要赶到那里,你要不要到贵阳呆几天?”他想如果她去趟贵阳,既可以向领导汇报工作,又可以休整几天,好好洗个澡。
  女孩儿没有迟疑,感激地笑着说:“不了,我这里的情况主席都知道,我还得抓紧干急着要干的一些事情。”她显然已经领会了阎明复的好意。
  “那好吧!”阎明复说,内心的感动、感悟,已经清楚写在了他表情丰富的脸上。他在想:她做到的,我们的同志能做到吗?
  那以后,他常常很激动地和大家说起那个女孩儿,常常向人们介绍宣明会工作人员的工作、精神、境界。
  他对宣明会的许多人都很熟悉,有一年我随他到湖北武汉参加一个慈善会议,世界宣明会中国办事处的总干事、东亚区域总监陈思堂先生也到会了。当大会主持人介绍到陈思堂先生时,他站了起来,大声补充道:“陈先生在香港是很有名的脑外科医生、脑科专家,为香港以及英国多家医院在脑科手术方面做出过很多贡献,是香港外科医学院的创院院士。在香港,找陈先生看病是要排队、要预约的。1996年,正当陈先生事业巅峰之际,他毅然放下手术刀,放下高薪厚禄和优越的生活待遇,投身国际志愿机构——世界宣明会,全身心投入中国内地的扶贫及各项工作。在扶危济困的慈善战线,陈先生付出了更多也更加艰苦的努力,2001年获委任为太平绅士,香港大学还授予陈思堂医生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致力为香港及内地慈善服务所作出的贡献……”
  从阎明复显然有些激动的声调里,大家都明显感到了一种由衷的钦佩和推崇,也都因此牢牢记住了这位陈思堂先生。
  一向沉稳、严谨、不善言辞的陈先生,清瘦的脸膛上露出谦和、质朴的微笑,镜片后一双明亮的眼睛里写满了感动。他的感动不只是阎明复对他的了解和理解。他感到,阎明复这个曾经的共产党“高官”,中国大陆慈善组织的带头人总是像一团火一样温暖着周围的人。
  我还多次听阎明复讲到过他的好朋友世界宣明会主席贺迪恩先生(Dean Hirsch)和主席助理谭帝焕先生,清晰地记住了他有关他们的介绍。
  高大魁梧的贺迪恩先生是典型的美国人,高高的鼻梁、蓝蓝的眼睛,宽宽的前额,平和、善良、聪明,是一个让人感到亲切,很容易与人沟通、让人接近的人。贺迪恩先生是1976年到世界宣明会工作的。30岁那年,他到非洲非常落后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实施宣明会在那里的慈善项目,一呆就是5年。这5年里,他和当地的许多穷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他不是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而是他们的真诚的朋友,友好的兄弟。他不但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还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洗耳恭听他们的想法、意见、建议。贺迪恩先生常说,非洲的5年使他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学习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思想上有了非常深刻的启发。贺迪恩先生是知识丰富,责任感很强的人,曾出任宣明会计算机部门经理、事业发展部和行动救援部副主席,1996年正式出任国际宣明会的主席。同时,他还是国际关爱儿童组织“Global Movementfor Children”的主席。贺迪恩先生经常在灾区和战后地区工作。在埃塞俄比亚帮助救济饥荒,在非洲和亚洲协助防御艾滋病,并在波斯尼亚、卢旺达和萨尔瓦多等国家开办“共建和平计划”。在中国,他也到过广西、贵州、宁夏等许多省份的贫困地区,对中国政府和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他一直有着很高的评价,常说:“宣明会的工作核心是儿童,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儿童也非常关爱,所以这些年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在贺迪恩先生的领导之下,世界宣明会的募捐量和救助人数每年都有大量增长,项目规模扩大到近100个国家。他的工作的宗旨是要尽力帮助那些正在受苦的儿童,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不能忍受世上的儿童再受一些不必要的苦。”
  关于主席助理谭帝焕先生,阎明复曾在一本书中做过专门的介绍,他是这样写的:“谭帝焕先生是一位美籍华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是我的老朋友。他为推动宣明会同中国有关部门的合作费尽了心血,克服了重重困难,消除了许多误解。我们民政系统同宣明会的合作就是在谭先生的直接协助下实施的。他多次说明:‘宣明会是由信仰基督教的人士成立的,但我们不是教会,不是宗教组织,而是由基督教徒组成的慈善机构。我们并不以是否信仰基督教来选择我们的服务对象,哪里有灾难,哪里有贫困,我们就到哪里去。’宣明会采取一对一助养的方式募集善款帮助困难儿童,因此要把受助养的儿童的情况告诉助养者。我们当时在中国推行这种助养方式有些困难,所以同谭先生和宣明会香港办事处的倪贡明先生商量采取资助儿童福利院的孤儿上学的方式,即实施孤儿助学项目。所需费用仍由宣明会在香港和国外募集助养经费的办法解决。谭先生又提出邀请民政系统的朋友到亚洲国家实地考察宣明会的社区发展项目,以便了解一对一的儿童助养的操作过程和募来的经费如何使用在社区发展项目,于是我们派出有民政部、慈善总会、云南省民政厅干部的代表团去泰国考察。结果在1997年双方顺利地签署了以“儿童为本的小区扶贫项目”协定。谭先生功不可没。贺迪恩主席对我们讲,谭先生是他的得力助手,有经验、考虑周到,对他帮助很大。在主席办公室旁边一个角落里,摆着谭先生的办公桌。谭先生说。他每天一早上班,中饭常常以方便面充饥,下班也很晚。年过七旬的谭先生为了众生的福祉日夜操劳,真是可敬可佩。 ”
  阎明复对宣明会在中国大陆的工作一直十分关注,了解得也很深入,他担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的时候,我曾几次听到他和大家谈到宣明会,也记住了他说的话:
  “我想强调的是宣明会同仁们的献身精神。宣明会的朋友们冒着酷暑严寒,不顾生命安危深人灾区,查看灾情,了解灾民的需要,向香港和世界各地公众呼吁救助,又到灾区挨家挨户地发放救灾物资,实施医疗救助。从事扶贫发展项目的宣明会同仁们更是深入我国西南西北山区的穷乡僻壤,在交通不便、生活条件极差的环境中,同当地少数民族的乡亲们打成一片.发动他们,同他们一起为改造环境、发展高效农业、兴办学校和诊所、改善民房而艰苦奋斗。来自香港的同仁大都生长在优裕的环境,而在内地的扶贫点上,他们却同贫困的老百姓一起,长期生活在同现代化城市有着天壤之别的条件下,忍受着缺水的折磨,一年只能有一、二次机会返回香港,稍加休整便又回到贫困地区。在内地参加救灾和从事扶贫发展项目的宣明会的同仁大多数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体现了耶稣基督舍己救人的精神,同时他们严格遵守宣明会的纪律:不谈政治、不传教、男女平等。我想,面对宣明会同仁们的献身精神、实干作风,我们在中国从事慈善工作的同志们的确应该深思”。
  当人们看到世界宣明会与在我们慈善组织合作实施的那些慈善项目,当大家称赞宣明会项目官员的精神与业绩时,当贫困的人们得到了来自宣明会的温暖与关怀时,常常还会想到、提到曾在民政部和中华慈善总会工作过的阎明复。
  世界宣明会全球主席贺迪恩(Dean Hirsch)先生,就多次动情地对中国的媒体记者说:“阎明复和我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远见、很有激情的人,尽管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我依然非常尊重他,并且与他保持热线联系。事实上,是他帮助宣明会进入中国开展工作的,他让宣明会与中国扶贫办取得了联系,国务院给了我们一个发展的空间以后,宣明会在中国才会有现在的规模和成效。当我们在中国的慈善项目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时,当我们与中华慈善总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合作时,我常常会想到他,从内心里感激他。”贺迪恩总裁常常会回忆起,与阎明复合作时那令人难忘的生动时刻,回忆起阎明复带中国慈善代表团参观宣明会美国总部,在大洋彼岸与他们愉快交流的情景。
  阎明复会长是2000年l0月份率中华慈善总会代表团一行7人,到美国世界宣明会总部进行访问的。那一天,贺迪恩主席,主席助理谭帝焕先生,还有总部其他几位领导早已在门前,在宜人的秋风中用微笑迎候他们了。在那里,双方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交谈,中国代表团实地考察了宣明会的工作,贺迪恩主席和宣明会的其他领导还回答了阎明复会长提出的“关于行政经费”、“怎样对各地办事处进行评估”、“香港办事处在资金分配上是否需要向总部报批”、“对工作人员有何要求”等问题。   
  对于这次访问和考察,阎会长做了详尽的记录,深入的思考。他从美国考察回来不久,就写作并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了《美国慈善事业一瞥》一书,书中有一个章节是专门介绍宣明会,专门介绍这次交流、访问的,还有一个章节写了“宣明会与中国的关系”。
  在阎明复会长身边工作时,我常常会听他谈到世界宣明会——这个在我们一些贫困地区常常会被人们提起的名字,并记下了阎会长对宣明会生动的介绍:“世界宣明会与我们国家的关系源远流长。1947年,后来创建世界宣明会的柏皮尔博士到中国访问,在厦门市遇到一个无依无靠无人帮助的小女孩白玉。柏皮尔博士掏出身上当时仅有的5美元给白玉,作为她的衣食之费用,并承诺以后每月都寄给她5美元,资助小女孩生活、成长。这之后不久,柏皮尔博士创办了世界宣明会。世界宣明会的诞生就始于对贫困儿童的爱心回应。” 那以后的工作中,我又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场合,听到他有关宣明会详尽的介绍。
  “宣明会于1950年正式成立,50年来已发展为国际性的民间慈善机构。到2000年世界宣明会在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实施2917个项目,受惠儿童1531743名,当年善款支出5亿8千6百60万美元。”
  “宣明会在中国大陆的援助项目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早于1982年,宣明会捐助了164万元人民币解决青海水灾灾民的生活困难和灾后重建工作,开始了在中国的救灾工作,之后,又相继在云南省昌源县进行佤族自治区的地震救援及重建小学项目,在山东沂蒙山区开展了农村社区发展项目。此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宣明会在中国的救灾、扶贫发展项目有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九十年代,宣明会在我国的项目更趋成熟,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和西北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服务对象包括了灾民和贫困群体。项目种类可归纳为:1)扶贫发展工作;2)救灾、灾后重建及防灾;3)对孤儿及有特殊需要儿童的服务。”
  “从1982年至2000年,宣明会在我国的项目累计175个,分布在25个省、自治区,总金额3亿l千多万元,其中49%用于救灾及重建工作,其余51%用于各种类型的发展项目,包括农村综合社区发展、以儿童为本的地区发展、教育及人才培训、医疗卫生、孤儿及特殊需要服务等。”
  ……
  当时,我就非常惊叹这位年近七旬老人的记忆力。后来我渐渐明白了,阎明复惊人的记忆力源于他的社会责任感、源于他对别人的理解、尊重。这样的记忆力,实在令人尊崇,也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拥有的。

 

1991年夏,中国北京和安徽、江苏等华东地区


  这一年的华东水灾发生后,崔乃夫一方面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积极组织紧急救援,一方面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促成了以政府的名义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支援灾区的呼吁,面向民间的首次大规模慈善募捐开始。
  
  在民政部部长的位置上,崔乃夫对灾害性的天气变得十分敏感。1991年,崔乃夫在一向繁忙又有条不紊的工作中,特别注意到自5月下旬以来的异常天气: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少有的连续数月的阴雨天气,降雨量是常年的2-5倍。相反,西北、华北、华南地区旱情严重。面对这种形势,崔乃夫寝食难安,他安排救灾司的同志密切关注情况,及时向国务院汇报,组织各省民政力量,紧急转移安置灾民并为灾民发放食品、衣物。
  当时江苏省民政厅及时将当地受灾情况比较详细报上来了,情况确实非常严重。安徽的情况却还不甚明了。崔乃夫要求救灾司即刻安排人员到安徽考察灾情。6月12日,救灾专员史怀恩和救灾司办公室主任蒋传高乘火车从北京赶往安徽东北部的蚌埠。一般情况下,北京到蚌埠本来只有8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却走了3天3夜。途中,他们已经开始亲身体验大水造成的破坏了。沿路的一些地段的铁轨已经被冲毁,他们走走停停,走的时候一直紧盯着车窗外被大水浸泡的农田;停的时候,他们就下车,体验暴雨造成的危害,打听当地受灾群众的生活情况。
  得知民政部派救灾专员到安徽考察,安徽民政厅委派丁四金到蚌埠火车站接站,并陪同民政部的同志在灾区考察、慰问。多年之后,丁四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说,他们于6月14日下午从合肥从出发。当时,天正下着瓢泼大雨。他们乘坐的北京吉普,仿佛一叶冲锋舟冲过一段段被水淹没的公路。车行至凤阳门台子时,前方几十米长的路段水深流急,吉普车排气管进水,突然熄火趴窝了。车子随时有被水冲走的危险,他们急忙跳下车救急。路两旁的群众得知丁四金这位个子不高、身体单薄,浑身湿透的同志和车上的人顶风冒雨不顾危险为的是安徽救灾大事,即刻呼朋引伴,纷纷下水,将车子推上了高处的公路。这时,天黑雨急,车子依旧发动不了,没有手机,更没有现在的电脑,无法与外界联络。无奈之下,他们拦下一辆大货车,连人带车拖到蚌埠,这才如期接到民政部派来的救灾专员。
  在火车上3天3夜,一直没有好好休息过的史怀恩、蒋传高与在大雨中奔波了一夜的丁四金一见面就立马谈起了安徽眼前的水灾。他们其实都很累、都很饿了,只是没有觉察罢了。细心的丁四金急忙在路边找到一个餐馆让一行人简单、匆忙地填饱了肚子,而后没有片刻停歇便开始了马不停蹄的灾区考察、慰问。他们从蚌埠市郊开始,经五河、怀远,到蒙城、阜南、颍上。他们看到,田野里尚未来得及收割的麦穗成片成片地倒伏发芽,公路上翻晒的麦粒已经发霉变黑。淮河水翻滚的波浪里一堆堆麦垛起伏跌宕,还隐约可见趴在麦垛上惊恐万分的鸡鸭蛇蛙,不时有已淹死的牛羊猪禽顺流而下,场面惨不忍睹。他们看到,许多村民的房屋在大雨和洪水的冲击、浸泡中倒塌了,一些学校也被洪水淹没,孩子们无法上课。安徽的10个行蓄洪区当时已经启用了5个。面对这异常严重的灾情,史怀恩、蒋传高十分震惊,大雨就像是直接砸在他们的肩头,洪水就像是在他们的心里肆虐。第三天,他们在丁四金的带领下,抵达灾情十分严重的阜阳。当夜,史怀恩、蒋传高和丁四金等省民政厅的同志研究对策。他们说,没想到安徽的灾情如此之重,损失如此巨大。史怀恩说,依他多年的查灾、救灾的工作经验,灾情还会继续发展,很有可能要发生多年未遇的大灾。他说:“我们必须连夜给民政部起草报告,以引起高度重视,做好救大灾的准备。”史怀恩的语气充满了焦虑和担心,他们的心中都沉甸甸的。说干就干,史怀恩、蒋传高口述,丁四金往电报纸上誊写。他们当时落脚的地方没有传真,史怀恩签发后就以特级电报的方式连夜把报告发往民政部。
  崔乃夫很快就看到了这份沉甸甸的报告,他立即请有关同志整理为紧急重要信息,上报国务院。
  党中央、国务院从民政部得到华东地区水灾的严重情况的报告,及时作出了抗洪救灾的重要部署。
  为及时掌握灾情的发展变化,民政部指示史怀恩、史专员一行继续留守安徽,关注灾情,及时报告。同时,组织更多力量,组成专门救灾班子,更全面了解灾区情况,及时开展对灾区的紧急救助。
  在崔乃夫部长的领导下,民政部开始了紧张有序的救援。
  当时在民政部救灾司任救灾处处长的张心国很难忘记他们紧张的工作状态,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民政部工作以后,尽管也经历过应对灾害的艰苦工作,但这样大的灾害、这样急迫的任务他还是第一次遇到。他们在崔乃夫部长、陈虹副部长和司长的领导下,每天不分昼夜地工作,很少顾及到自己的休息。
  这次水灾涉及18个省市,经济损失高达685亿元,死亡2295人,受灾人口2.2亿,损坏房屋605万间,农作物绝产1800亩,成灾面积1.95亿亩,受灾面积3.15亿亩。灾情最严重的是安徽、江苏两省,其次是湖北、河南、湖南、四川、浙江、贵州。据当时初步统计,安徽全省受灾人口达48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近70%;因灾死亡267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30多万公顷,各项直接经济损失近70亿元人民币。江苏全省受灾人口达42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2%;因灾死亡164人,农作物受灾面积300万公顷,各项直接经济损失90亿元人民币。当时的淮河大堤上,紧急搭起的简易棚一眼望不到头。二百多万无家可归的灾民正在那里遭受灾难的煎熬。
  对灾区情况有着透彻了解的崔乃夫及时总结、分析了这次水灾的三个特点:一是雨期提前,降雨量大且集中,洪水来势猛,持续时间长;二是水灾发生在夏粮收获和秋粮播种的关键时节,造成两季作物减收,不仅影响灾区群众当前的生活,而且将影响今冬明春的生产和生活;三是重灾区过分集中,经济损失是近3年全国平均损失的2倍,救灾任务繁重。崔乃夫肯定地断言,我国华东地区遭受了特大自然灾害。他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灾区的情况,并在全国人大常委第21次会议上汇报了灾情和抗洪赈灾的情况。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华东灾情,江泽民、李鹏、田纪云和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先后深入灾区,视察灾情,部署抗洪救灾工作,成立了由田纪云同志任组长的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和由李铁映同志任组长的救灾防疫领导小组。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精心组织下,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急灾区之所急,想灾区之所想,千方百计支援灾区人民抗洪救灾。这期间,民政部在崔乃夫部长的领导下,一分一秒地不错过灾情的变化,随时随地关注受灾群众的安全和生活,及时转移安置灾民,第一时间拨发救灾款物,妥善安排好灾民生活。化工部、林业部、商业部、物资部、能源部、财政部、公安部、农业部、司法部、水利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及各专业银行纷纷派出工作组,奔赴灾区帮助解决困难。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水利部、物资部、商业部、农业部、石化总公司、粮食储备局等有关部门,先后向灾区下拨各项救灾资金和物资。
  崔乃夫注意到,这次抗洪赈灾,党中央、国务院拨付的救灾款物数量大大超过以往受灾的年份,救灾力度之大是空前的。但由于受灾面积大,受灾人口多,灾情严重,再加上百姓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所以还是有很大缺口。他想到了发动社会力量,呼吁全国群众和各界人士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作为政府对灾区救助的一种补充。他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民间慈善性质的大规模的募捐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当时的中国社会尽管还在刻意回避“慈善”这个词语,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这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公益慈善团体已经于1981年7月成立了;1985年由基督教爱国人士创办的慈善团体——爱德基金会又被批准成立;1988年全国妇联成立旨在帮助困难妇女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1989年团中央成立了成功实施“希望工程”这个品牌慈善项目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些组织的出现都多少得到过崔乃夫的帮助,也引发了他对民间慈善的思考。1991年华东水灾发生后,崔乃夫一方面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积极组织紧急救援,一方面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促成了以政府的名义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支援灾区的呼吁这项面向民间的首次大规模的慈善募捐。
  崔乃夫同时想到了接受国际上援助的问题。当时,他已经从我国外交部的同志那里得到了一些国家提出向我国受灾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消息。崔乃夫曾特别研究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自然灾害的救助的原则与方式。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坚守的就是“自力更生”的原则,中央带领各级政府负起高度责任,动员一切政治和行政的力量救灾、重建。也由此形成了一切由政府包揽的救助格局。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7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致电中国政府总理华国锋时说,联合国将为减少这场灾难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做出努力。同时,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都向中国政府公开表达了援助的意向。在抗震和救援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日本,在内阁会议中提出紧急援助中国方案获得通过后,立即准备了药物、衣物、帐篷等,但所有国家的援助都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
  到1980年,已经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中国人观念意识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夏季,中国北方地区出现3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旱情,近2亿亩农田因缺水几乎绝产。长江流域则因连续暴雨浸于洪水之中,形势严峻。联合国得知中国的灾情后,决定给中国以援助。外交部与民政部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请示》,很快得到了批准。但在肯定可以适当争取联合国救灾署的援助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物资必须经由联合国救灾署发放给中国。在向联合国报告灾情时,也做了很大的保留。尽管这样,中国政府还是接收到联合国救灾署提供的超过两千万美元的救灾物资。从拒绝到有条件接受国际援助,中国毕竟还是向前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导致5万多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面对灾情,中国政府同意中国红十字会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并成立工作小组统一领导接收捐赠工作。国际社会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呼吁反响积极热烈,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了大量救灾资金、器材、药品和食品,为中国的抗灾赈灾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1988年,国务院出台新政策,明确规定如遇重大灾情时,可以主动接受各友好国家、地区、组织及个人的捐赠。
  1991年的抗洪赈灾中,崔乃夫特别注意到国际援助问题,他仔细分析了外交部转来的各个国家要求援助中国的信息和外交部的意见,及时向国务院报送了“由中国政府出面,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援助”的申请。中国政府随即果断作出向国际社会呼吁紧急救灾援助的决策。在崔乃夫部长的安排下,1991年7月11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呼吁是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
    “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是响应联合国的号召,于1989年成立的。田纪云副总理任主任委员,崔乃夫任副主任委员。其宗旨是通过各种努力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这时崔乃夫意识到应当发挥这个组织的作用,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救灾。这个建议得到田纪云副总理的全力支持,并责成民政部副部长、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秘书长陈虹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代表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崔乃夫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突破。
  对于发生灾难后的国际救援,从1976年的拒绝接受到1980年的有条件接受,再到1987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动请求,直到1991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直接呼吁国际社会加以救助,中国救灾的外援之路经历了封闭、半封闭、开启、主动敞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逐步完成的。
  中国政府态度的坦诚、中国政策的透明,博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增强了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关心灾区百姓的生活,对大家无疑是件好事。
  中国政府面向民间、面向国际社会的救援呼吁,都得到了及时热烈的响应。
  崔乃夫很难忘记当时那些感人肺腑的场景。全国各地各民族群众、各级党政机关、人民解放军、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心系灾区,情暖灾民,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同时广泛开展义演、义卖、义诊等形式多样的捐赠活动,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捐赠热潮。“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风雨同舟” 的标语口号到处可见。
  当时我们国家除华东水灾重灾区外的一些地方也都有灾, 但这些地方的党委、政府顾全大局,克服自己的困难,积极支援重灾省。广东省在连遭台风袭击、自身救灾任务繁重的情况下, 40天内筹集捐款九千多万元;上海市遭受洪灾后, 不仅没向国家要救灾款, 而且向重灾区捐赠了总价值5923万元的款物。地处偏远、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向灾区捐赠四千多万元。水灾很重的黑龙江、吉林和遭受严重旱灾的江西、山西、陕西、广西等省区 , 不但不向国家提出要求, 而且积极组织向重灾区捐献。江苏省内灾情相对较轻的市、县捐赠现金超过九千万元, 灾情十分严重的河南省本省范围内募捐款也达三千万元。
  在捐赠开始的前几天, 各地动作最快的单位都是党政军机关。中央党政军机关在政府呼吁的第二天即开始行动, 捐款1300多万元。时隔两个月,又会同北京市和驻京部队捐赠价值1.5亿元的衣物送到安徽灾区。灾区的党政机关干部有的捐献三次、四次, 有的把一个月、两个月的工资捐献出来。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不仅是抗洪救灾的生力军, 在救灾捐赠中也充分表现出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本色。他们来不及洗去抗洪救灾的泥水, 又加入捐赠的行列。全军仅通过民政部捐赠现金就达3000万元、 衣被近100万件。
  工商业在这次捐赠中同样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辽河油田11万名职工捐款500万元,许多企业组织员工加班加点、开展义务劳动, 捐出超产利润。深圳市58家企业提出“ 超产一成, 为灾区减少一分损失” 的口号, 并将其变为实际行动。
  这次救灾捐赠活动, 波及全国的各个角落, 几乎牵动了所有的家庭。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 从城市街道到农村乡镇, 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天真烂漫的孩子, 不分职业、不分民族, 人人争为灾区做贡献、献爱心。准备结婚的少女献出备用的新衣被, 老人献出了养老金, 儿童捐出了零花钱, 就连残疾人和垂危的病人也捐出了仅有的一点钱。当时民政部在西皇城根9号原礼王府的接收点,每天天还没有亮,就已经有群众排队捐款了。著名画家吴冠中在募捐开始时就捐献了自己精心挑选的水墨画《老墙》,拍卖时很快被一位香港人士以50万元港币买走。这在当时是国内个人捐款的最高额。随后,北京的民营企业家李晓华捐款100万元。 这种种情景, 感人至深, 催人泪下, 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共患难、同甘苦的传统美德。这次抗洪赈灾来自社会的捐赠,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捐赠活动的主体。
  为搞好接收、发放工作,搞好这次规模空前的抗洪赈灾,全国组织了四千多个捐赠接收机构、三万余名工作人员。民政部组织了由一百余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班子,大家都夜以继日地工作。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捐赠的灾区急需的物资堆积如山,各重灾省份的工作人员就在民政部现场办公,争分夺秒地将接收的救灾物资调运到灾区一线。
  崔乃夫感到了一种蕴藏在民间的巨大力量,他几次说:“在抗洪救灾中,人民群众焕发出来的团结精神,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精神,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抗洪救灾本身,必将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崔乃夫也还清楚地记得,此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捐赠更是络绎不绝。这次国际救灾援助, 参与国多达60个。还有一些国家驻华使馆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捐赠。朝鲜、古巴两国表现尤其突出, 捐赠额占整个外国政府援助的50% , 其中仅古巴政府捐赠物资即达1700 多万美元。巴基斯坦、泰国、缅甸、日本等周边国家态度友好, 捐赠积极。在我国政府发出呼吁后第六天, 泰国政府运送救灾物资的专机即飞抵北京; 缅甸政府除捐赠2000吨大米外, 还破例允许我使馆使用当地华侨捐赠的缅币在其境内购买大米运往国内;日本政府捐赠总值200万美元。亚、非、拉、美的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 态度真诚, 尽力捐赠, 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一片情谊。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外国政府共捐款1373万美元, 其中46.9% 是港英政府捐赠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德国、新西兰等国家捐赠总额为五千万元人民币。
  崔乃夫特别注意到,这次国际上的援助,各国民间慈善组织的捐赠金额超过各国政府的捐款, 总数达到2683万美元, 占国外援助款数的66.1%。他从中看到了民间慈善组织的力量和作用,也想到了我们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趋势和前景。
  尤其让崔乃夫感慨并引发了他深入思考的是,我国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对支援大陆同胞救灾所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和慈善组织在其间发挥的重要作用。
  香港、澳门、台湾从知名人士到普通市民,都踊跃捐款捐物。香港所有慈善组织都积极组织了为支援华东的专项募捐。演艺界人士拍摄电影《豪门夜宴》,并于跑马地马场举行“忘我大汇演”大型音乐会,各商家纷纷举行义卖活动,为水灾灾民筹集善款。许多孩子、小学生举着自己珍爱的扑满到香港新华分社,兴奋地砸开扑满,把自己多年积攒的钱捐给华东水灾的灾民,全港掀起捐赠救助华东水灾灾区的热潮。澳门各界支援大陆的赈灾募捐十分热烈。在台湾,慈善功德会等慈善组织组织了大规模的慈善募捐,台视、中视、华视通过各自的“爱心专户”接收邮政划拨捐款。华视与《民生报》在国父纪念馆举办了《送爱心到大陆》赈灾晚会。港澳台的赈灾活动与大陆人民支援灾区的热潮遥相呼应,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御自然灾害的浩大声势。
  崔乃夫直到20年后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数字:从1991年7月11日至12月31日,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捐款物合计23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家正常年份灾民生活救济费的2.3倍,其中近四成来自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这次募捐活动范围之广、参捐之众、热情之高、影响之大、捐款之巨都是空前的,充分体现了炎黄子孙炽烈的民族感情和崇高的爱国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崔乃夫还特别注意到,境外慈善组织接收的民间捐款都有捐赠者的意愿的表达,都要求追踪善款的去向、用途,并明确提出这是必须要向捐赠者交待的。我们内地的百姓、各方面的捐赠者其实也有一种担心,就是这些款物会不会被截留、贪污、挪用。崔乃夫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捐赠者有这样的要求是对的、必要的。境外慈善组织有这样透明的运作方式也是值得借鉴的。他非常注意收好、用好国内外捐赠款物,为之提供法律保证、制度保证和严格的工作程序保证,确保不会出问题。他特别要求,各级领导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予以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廉政建设,防止和避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巩固和发展已有的成果。为此,崔乃夫提议订立三项制度:(1)请审计部门提前介入,跟踪审计;(2)所有参加救灾人员必须公正廉洁,必要的运转经费由政府报销,不准动用救灾款物;(3)所有救灾款物,必须去向清楚,给捐赠者一个可信的答复。保证各地把灾民吃、穿、住、医的困难解决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为了做好救灾捐赠工作, 在崔乃夫部长的安排下,在呼吁发布之前, 减灾委和民政部就联合有关部门制定了接收、处理救灾捐赠的详细办事规程。捐赠工作开始后, 从驻外机构到国内有关部门, 都严格按照规程办事。负责具体接收工作的单位, 都坚持做到每一笔捐赠款物, 当场向捐赠者开具收据和发给感谢信;每分配、转拨一笔捐赠款物, 都向受援地区通报捐赠者的姓名和数额, 并向捐赠者通报款物去向;分配捐赠款还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布,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和有关部门的审计和监察。由于有严格的办事程序和严明的纪律, 使全国四千个捐赠接受分发机构、三万多名工作人员做到了有条不紊地投入救灾捐赠工作。2011年3月,华东水灾发生近20年后,我从张心国那里看到他保存完好的许多资料,这些无声的资料生动地记载了减灾委、民政部接收捐赠办公室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当时工作的情景:抗洪赈灾最紧张的四个月间,他们接收、处理捐款三万多笔、 物资一千多批, 办理文、电、信、函、单据五万多件。每一笔捐款、每一批物资的来龙去脉都像阳光下的道路清清楚楚。当时国家审计署审计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减灾委、民政部抗洪赈灾的账目清楚、收支无误, 件件有交待, 事事有着落。
  救灾捐赠款物如何分配使用, 是国内外最为关心的一个大问题。而且与党和政府的形象、灾区群众生活和生产困难的解决密切相关。“减灾委”、民政部严格遵照国务院的规定, 自始至终坚持了“用于解决紧急抢救、转移安置、安排灾民生活和灾民重建家园” 的使用范围和及时分配、保证重点的原则,将国内外捐赠的绝大多数款物集中分配给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四川、湖南、浙江、贵州八个重灾省, 把境外捐赠的款物集中分配给安徽、江苏、河南、浙江四个省。除物资随时接收随时分配外, 从七月二十日首批境外捐款入账始, 到十月三十一日止, 按国务院确定的比例, 共分配八批捐款, 受援地区也及时下拨捐款捐物, 狠抓使用效益, 并将被救济对象和接受捐助数额张榜公布。对国外大笔捐款, 使用后不仅直接向捐赠者报账, 还将捐赠者的姓名、捐赠数量刻碑铭记, 以示纪念和备考。此举既解决了灾区人民的生活困难, 又满足了捐赠者的心愿。
  由于捐赠工作纪律严明、 透明度高、款物分配及时、 重点突出, 不仅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而且为政府赢得声誉。国内外捐赠者和灾区人民普遍对中国政府和救灾官员感到满意、放心。联合国救灾署特使埃莎德考察安徽、江苏、河南灾区使用国际援助情况后, 连声称赞中国政府和救灾官员在这项工作中创造了“奇迹”。
  阎明复到民政部工作一年多的时间,就遇到了抗洪赈灾这样的大事。那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配合崔乃夫部长积极主动地工作着,激情、热情比起他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时没有丝毫的减退。那个时候,港澳台一些慈善组织就是通过他与民政部取得联系的。
  1992年5月份,华东水灾的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崔乃夫的安排下,由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和安徽、江苏两省出面邀请,由港、澳捐赠者代表和慈善组织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到大陆考察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实情。代表团一行52人,团长是马万祺先生,副团长有香港的方心让先生、宗光耀先生等。5月3日,代表团到达北京。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亲切会见了代表团一行。田纪云副总理在对代表团全体成员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救灾款物的使用。他说,国家审计署对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民政部接收、处理捐赠款物的审计结论是:承办接收、分配救灾款项的工作制度很健全,手续严格、账目清楚、凭证齐备、账实相符。公布的接收、处理的救灾款物与实际情况一致。从各地审计部门已经审计完的情况看,也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田纪云副总理说,各有关方面,对捐赠款物的接收、分配、使用,建立了专门的账目和严格的交接手续。对捐赠款物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代,并通过报刊公布于众。审计部门进行跟踪审计。基层发放救灾款物,都经过群众民主评议、村委会审查、县乡政府批准并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田纪云副总理还指出:“当然,不可能没有瑕疵,但对个别以身试法的人,一经查出,就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保证救灾款物切实用在灾民身上,发到灾民手中。”
  民政部的崔乃夫部长对考察团详细地介绍了香港、澳门捐赠的5亿9千万元人民币的救灾款物分配情况。会见现场还有一份捐款分配的详细材料发给了考察团的每一位成员。崔部长还向代表团团长马万祺先生赠送了《中国战洪图》画册。
  考察团这次对灾区的考察历时5天,崔部长安排阎明复副部长全程陪同。马万祺先生和方心让先生等代表团的一些知名人士都是阎明复在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时的朋友。他们走一路,交流一路。
  考察团走过安徽、江苏灾区时,当地百姓都是眼含热泪地欢迎他们,情感特别真诚。阎明复当时不止一次对代表团说:“灾民们不把你们当客人看待,他们把你们当亲人,当兄弟姐妹,患难与共,真正表现了血浓于水的感情。”
  安徽的周桥村是港澳代表团考察的一个重灾区,代表团当时见到的是一个美丽的新村。周桥村位于安徽合肥市西南面丰乐河边,1991年的水灾全村都被大水淹没,冲毁房屋1400余间。灾后重建的新村将原来28个自然村庄规划为5个新村居民点,建设新房68栋,命名为周桥新村。这个新村是用香港新界乡议局捐赠的150万元港币建设的。接下来,代表团又考察了安徽的三河镇和巢湖市的湖光灾民新邨。港澳代表团所到之处,受到了当地百姓极为热烈的欢迎,随团的一位澳门日报记者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考察团成员在抵达三河镇前一天,观看过去年水灾的录像,三河镇天主堂顶的十字架孤立在洪水中的影像仍萦绕脑际。然而,当考察团车队徐徐驶进三河镇的时候,上一年的滔滔洪水,此时化作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热潮。”
  考察团的每一个成员对所到之处的灾民那真是关怀备至,阎明复当时认为,与其说代表团是来考察捐款如何使用的,不如说他们是带着骨肉同胞之情来慰问灾民,来关心灾民的生活,来表达港澳同胞对灾区人民的情意的。
  在此期间,阎明复对我国港澳地区慈善组织的作用、慈善事业的发展,港澳地区居民、各界人士自觉的慈善意识有了许多直接的感受和体会,并开始萌生在中国大陆建立慈善组织的想法。


1991年秋,中国北京


  从这时,我国台湾“慈济”开始融入祖国山河,开始对大陆慈善事业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
  
  1991年我国华东大水灾发生之后不久,刚刚到民政部任副部长的阎明复忽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打来电话的人称自己叫顾国平,在《名人传记》工作室工作。顾国平说他的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代表一个慈善组织来大陆捐款赈灾,说有些紧急的情况需要向他反映。阎明复听出此人急切的声音分明有些颤抖,他没有迟疑,平静却干脆地说:“好,你说吧。”
  顾国平忽然愣了一下。刚刚,当他拨通民政部的电话,说是要找阎明复副部长时,心里还有点嘀咕。他嘀咕阎明复会不会听一个与他并不相识的人的电话;嘀咕阎明复从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的职位降职到民政部当副部长,而且是刚刚到那里工作,按常理说,都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此刻,当顾国平听到阎明复那浑厚、爽朗的声音,即刻不嘀咕了,直觉告诉他不必再嘀咕了。他一口气对阎明复说,他的台湾朋友叫王端正,是台湾佛教慈济功德会的副总执行长。这个佛教慈善组织的创办人、领导人是证严法师。华东水灾发生后,证严法师号召四百万慈济会员为大陆受灾同胞伸出援手,很快就募集很多善款。王端正受证严法师的委托,到民政部联络慈济援助受灾地区群众的事情,没想到遭到冷遇,事情没有谈成。顾国平希望阎明复能过问一下这件事……
  阎明复一直静静地听电话里顾国平的讲述,而后很果断地说:“这样吧,你请这位台湾朋友还到民政部来,找我,由我来接待他。”
  站在顾国平身旁的王端正已经听到了电话里传出来的阎明复那浑厚、干脆的声音,他的心跳明显加快了,尽管他此时还没有见到阎明复,还不知阎明复会怎样对他们说,可他已经预感到慈济要干的好事一定是要成了。
  台湾佛教慈济功德会是证严法师于20世纪60年代创办的,是台湾最大也是人们最信赖的民间慈善组织。证严法师说,“慈”就是给众生快乐,让社会祥和;“济”就是弥补人间缺陷,使人在物质精神上都能摆脱困窘体会富足。她发扬了传统的苦修精神,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证严法师领导的佛教慈济功德会不拜“泥胎”,他们拜的佛是百姓、是大众。台湾有两千多万人口,慈济的会员就有四百多万。慈济在世界五大洲都设有分会和联络处,哪里的人民有苦难哪里就会有慈济人的援手。
  1991大陆华东发生特大水患的消息传到台湾后,证严法师十分关注,几次流泪。作为一个修行多年的出家人,证严法师本来轻易不会流泪的。但每当在电视画面上,看到华东水灾的严酷场面,看到肆虐的洪水冲毁公路、房屋、农田、学校、工厂,看到在漫天大水包围中、拥挤在一些高地上的老人和孩子饱受烈日与淫雨的折磨,看到灾民们衣食无着,缺医少药,证严法师都会禁不住流下同情、关切的泪水。
  1991年7月15日一早,慈济美国分会给证严法师发来越洋传真,代表海外华人表达急切的心声:
  “我们这里很多会众都打电话来,愿意将援款交给慈济会转交大陆赈灾。因慈济会在美的公信力最强,所以大家都在等待……”
  证严法师读着传真稿,眼睛湿润了。当时,证严法师刚好也正在考虑对华东水灾灾民的慈善支援。他坐上汽车,匆匆赶到慈济台北分会商讨赈灾大事。半路,他让随行人员买了一份当日报纸。读了报上对大陆灾情继续扩大的报道,他一分钟也不能等了,当即嘱咐随员立刻打电话给《慈济道侣》半月刊发布消息。证严法师要向社会大众发出呼吁,慈济基金会决心发动大陆赈灾募捐。证严法师呼吁台湾全省同胞抱持“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的精神,慷慨解囊,一同以爱心扶持受災的同胞。为了筹募赈灾善款,慈济在台湾全省发起“用爱挡严冬”活动,获得台湾同胞海內外中国人的热烈响应,共同帮助大陆灾民度过严冬,重建家园。
  在台湾各界,为大陆受灾同胞捐款的场面十分感人:
  在一家制药公司工作的沈忆香小姐,薪水不多,且正筹办婚事,家里已没有多少积蓄。“该用什么方法表达我对大陆受灾同胞的一份爱心呢?”她想,想到了为自己准备的嫁妆——中国结。近年来,她断断续续编了许多中国结。她想着要把自己这些心爱的嫁妆,心爱的中国结都捐出义卖,援助遭受华东水灾的大陆同胞。
  中国结,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手工艺术,用一根红丝缨绾结成各种花样,缀在玉佩、琥珀、扇缀、宫灯缀等饰物上面。这种独具特色的手工艺术是中国女性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丝丝扣扣缠绕着中华民族情结。走遍世界的古董店工艺品店,只要见到橱窗里悬挂这种红丝结、黄丝结,就知道是中国人开的店了。
  沈小姐把自己珍藏的中国结全部奉献出来了!义卖所得的钱全部捐献给大陆受灾的同胞。不仅如此,在两个月的展览义卖期间,她每天下班回家以后三口两口吞下晚饭,就手不离结地忙着编织,使义卖的钱多些再多些。她人瘦了,纤细的手指磨出了老茧,但她每天都欢喜得蹦蹦跳跳的。
  60岁的林叶婆婆,先后为别人带大了18个孩子。那些孩子都成家立业了,他们和他们的配偶及其子女有四十多人。林奶奶寿诞当日,四十多个儿孙都来为没有多少收入的老人拜寿,一个个呈上寿礼红包。林奶奶都毫不客气地收起来,居然有二十多万元!她念了一声佛,郑重宣布:“这些钱,我要捐给慈济功德会,让证严上人作为大陆赈灾的专款,也为你们种福田。”儿孙们热烈鼓掌,老寿星心里乐开了花。
  家住台北的宛玲小姑娘只有9岁,却也要为大陆灾区的小朋友献一份爱心。一天,慈济劝募委员阿姨到她家与她妈妈商量赈灾的事。这位阿姨家里开着一个豆花店。宛玲趁机央求:“阿姨,暑假我到您的店里打工好吗?我想赚工资帮助上人赈灾!”阿姨爱怜地揽住宛玲,她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孩子去打工,又不忍心拒绝她发出的善愿。
  暑假来了,每天早晨9点半,宛玲就骑着小脚踏车来到豆花店干活,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才摸黑回家。阿姨给她的工资是一天100元。每舀一碗豆花,另投一块钱塞进她的小扑满里。宛玲就这样舀呀舀呀,一直舀到暑假结束。
  证严法师到台北那一天,宛玲一手提着一小桶豆花,一手捧着扑满和钱包来敬谒上人。她小小年纪,以自己的辛劳捐出的赈灾款竟高达6380元。上人抚摩着她的头微笑着表示,一定要把她的爱心转交给大陆灾区的小朋友。
  ……
  证严法师为大陆赈灾的义举在台湾得到民众积极响应的同时,也遇到了重重阻力。一些对大陆有敌意和坚持“台独”的人,通过各种途径对证严法师发出种种责难。面对飞短流长的巨大压力,证严法师镇定自若,坚持自己的信念,他以智者的深刻思考指出:“救济大陆就是爱护台湾,化解敌意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大爱’,以爱心搭建沟通的桥梁,两岸才能和平友爱的相处。”
  为了呼吁为祖国大陆赈灾,证严法师眼含热泪发表讲演:
  “普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我们和大陆同胞,虽然海峡相隔,但终究是同文同种的同胞啊!我们的祖先不也是从那边来的吗?这份种族的因缘甚为深厚。所以,他们有难,我们不应该袖手旁观。”
  证严法师的话感天动地,台湾各界人士纷纷响应慈济的呼吁,都积极踊跃捐款,小额的捐款很多,大额的捐款也不少,5万、10万、100万,还有一位先生一次就捐出了2000万台币。
  通过日复一日努力细致的工作,慈济为支援大陆华东水灾募集到7亿台币的善款。证严法师及时安排副总执行长王端正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联络慈济支援华东水灾灾区的事情。当时,台湾快要进入冬季了,证严法师却还穿着单薄的衣衫。一连几个月,证严法师为慈济援助华东水灾受难同胞的慈善募捐,到处奔波、日夜操劳,消瘦了许多。王端正关照证严法师说:“天气已经冷了,您应该穿上棉衣了啊!”
  证严法师一双睿智、明亮的眼睛望着王端正,不容置疑地说:“你把这事情办好的那一刻,我再穿棉衣。”
  王端正即刻感到了这句话的分量,领悟到证严法师内心深处对大陆受灾同胞的真挚情感。
  王端正抓紧办好手续,于一天晚上赶到北京,第二天早早就到了民政部。接待王先生的是救灾救济司的一位负责人,由于这位同志为救助华东水灾没日没夜地忙碌已十分疲惫,由于他确实接待过一些说了大话而不能兑现的来访者,所以和王先生的谈话不够投机,对慈济人对大陆灾民的诚意一时没能很好地理解。同时,那又是在10年前,他所面对的又是一个佛教组织,还是台湾的,所以这也许会使他在意识里多少有些顾虑。
  王端正先生有些无奈,心想:既然没有缘分,也只好离开了。
  他人离开了民政部,可心却还在那里,还在华东水灾的灾民中间。如果这件事他不能做好,他又怎么能回复上人(证严法师)的嘱托,怎么能面对那许许多多慈济人对大陆同胞的一片爱心呢?
  当天下午,他找到了在北京的朋友顾国平。他向顾国平讲述了自己的为难之处。他知道顾国平并没有多大的权力,也没奢望顾国平能帮助他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只是希望他能给自己出个主意。
  没想到,顾国平满有信心地说:“我帮你找阎明复!阎明复刚刚到民政部工作了,那是个好心人,是有知识、有水平的领导,他一定能准确处理这事。”
说这话时,顾国平和阎明复并不相识。
  ……
  王端正见到阎明复了,看到阎明复那宽厚、慈祥的面容,睿智、明亮、溢满善意的眼睛。但他还是没有想到,在这位部长与他握手,对他表示欢迎的同时,还代表上午接待过他的那位负责人表示了歉意。
  阎明复说:“我们的那位同志这些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工作,十分疲惫,对你所表达的意愿和诚意没有很好理解,还请你多多谅解。”
  王端正心里似涌进一股甘泉,甜甜的又有点酸酸的,连连说:“这没有关系,这没有关系。”
  阎明复爽朗地与王端正交谈,谈华东水灾,谈台湾的慈济功德会,谈台湾同胞对大陆灾民的关切。阎明复还代表民政部和灾民向慈济人表示了由衷的谢意。
  王端正先生向阎部长表示,慈济人来大陆只赈灾不传教。证严法师多次对弟子们说:“海峡彼岸的制度要配合。”“我们去大陆只赈灾不传教。”
阎明复很高兴证严法师这样圆融睿智知情达理,并与之有了一个“只赈灾不传教”的君子协定。
  王端正说:“我们来大陆赈灾有个原则,就是重点和直接。重点就是我们因为财力有限,只能重点救助最困难的地方最困难的人;直接就是慈济人对要救助的地方要直接考察直接发放。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原则是帮助穷人,教育富人。直接的原则,有助于使富人得到教育,教育他们不要花天酒地。同时,直接的原则也能使捐助者心明眼亮。”
  阎明复痛快地说:“这很好,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所追求的。”他还当即通过救灾救济司了解到了受灾最严重、灾民最困难的地方,介绍给王端正,以便他们尽快考察并实施赈灾计划。
  随着交流的深入,王端正对阎部长的感激之情越发浓厚,他还十分惊异和钦佩阎部长对中华民族佛教文化的了解和理解。
  王端正带着对阎明复由衷的敬仰之意、深深的感激之情急冲冲返回台湾,当他高兴地向证严法师汇报这次北京之行的情况,特别是介绍与阎明复交流,得到这位阎部长帮助的情况时,证严法师慈祥、和善的脸庞即刻露出了久违的微笑。那一天,证严法师穿上了过冬的棉衣。
  接下来,在紧张而规划严谨的日日夜夜里,台湾慈济人在阎明复的安排、协助下,通过艰苦细致地考察,确定了首先援助安徽全椒、江苏兴化与河南固始、息县等三省四县的恢复重建。
  针对这些地方的灾情,证严法师希望能让受灾同胞得到最起码的温饱,能夠住在房子里度过寒冬,让学校倾塌的中小学生能尽快走进新的校园,让无依无靠的老人能在敬老院里安享晚年。
  在安徽全椒,慈济功德会首先组织了几十名台湾慈济志工组成的慰问团,在寒冷的天气里直接深入到受灾百姓之中,面对面地把棉被、棉衣、卫生衣裤、慰问金和农作物的种子、肥料送到大家手中。紧接着,根据当地受灾群众的需求和当地政府共同规划,在全椒县的14个社区为村民建设了漂亮、坚固的两层式楼房。同时,建设了10所敬老院、一所中学与两所小学。
  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场景:安徽全椒县官渡慈济中学落成的那天,慈济功德会又向全学校400多学生赠送书包。一个身穿蓝色长袖旗袍的中年妇女正甜甜地笑着给一个穿白上衣戴红领巾的小同学背上草绿色书包。小同学侧着脸,好像还有些腼腆,但他黑亮的眼睛里分明正反射着爱的光芒……
安徽省是慈济在大陆实施慈善赈灾工作的第一个省份,从此,慈济与大陆交流的桥梁便搭建起来。那之后的1998年,在阎明复的支持协助下,慈济功德会与安徽合作,组织了两岸教师联谊和两岸青年交流活动。1991年,慈济又与安徽的医院结合赈灾同步举行义诊。
  在1991年的华东水患中,江苏省的受害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安徽省。台湾台北市有一个江苏兴化同乡会,会员都是江苏兴化人。他们从家乡的亲戚朋友那里得知兴化的严重灾情,特别请慈济给予关注。在此之前,慈济已经从民政部那里了解到江苏省的严重灾情。这一年的9月末,慈济功德会组织捐赠者代表、慈济委员、慈济志工前往江苏兴化勘察灾情。大家看到昔日美丽的兴化,大水之后一片荒凉一片狼藉,受灾百姓的生活面临很大困难,学校、卫生院等公共设施也都损坏了。经过评估,慈济功德会决定在安徽全椒实施慈善赈灾的同时,亦在江苏省兴化市实施慈善紧急救助和恢复重建。当年12月初,慈济赈灾团为帮助灾民抵御严冬,前往兴化为受灾群众发放卫生衣裤和棉衣棉被并着手为当地灾民修建住房、为孤寡老人修建敬老院,并陆续援建了周庄慈济中学、新城慈济小学、周奋慈济中心中学、严家慈济中心小学、荡朱慈济中心中学、西鲍慈济中学、东鲍慈济中心小学、戴窑慈济中学、舍陈慈济中心小学等九所中小学校。在那些美丽的学校里,教学楼、科技楼、阶梯教室、学生宿舍、食堂、操场都是最先进的,全国一流的。这些学校建成以后不久,兴化市的教学水平就从江苏省倒数第二名提升到前两名。当地百姓都非常感激台湾慈济人,证严法师在给当地百姓的慰问信中说:“慈济人並不求回报,只希望把这一盞爱的心灯传给你们,希望你们也去点燃再照亮其他人,促成爱的循环。”在慈济大爱精神的影响下,当地社会风气确实有了不小的改变,群众中乐于助人的好事越来越多。一所医院还发起了“以慈济的名义做好事”的义诊活动,到兴化严家乡慈济村进行义诊;而后又与慈济医院医护人员合作,到兴化市的4个乡镇举行联合义诊。这次义诊,开创了两岸医疗合作的良好范例,也让大家看到了“爱的循环”的美丽前景,看到了慈善的力量。
  在救助安徽、江苏水灾灾民的同时,慈济功德会也对同样受灾的河南进行考察。他们的勘灾小组根据民政部门介绍的情况,前往信阳地区,发现那里的灾情比安徽、江苏更加惨重,而且大水过后又遇大旱。接连的大灾,让那里的百姓苦不堪言。勘察后,他们即刻把信阳地区的息县和固始县列入慈济的赈灾范围。1992年元月上旬,慈济赈灾团前往息县和固始两县发放救灾物资。3天内,息县、固始县近4万灾民收到慈济人面对面发放的慰问金、粮食、棉衣裤和棉被。当时,正值天寒地冻的严冬,慈济人紧紧握着同胞兄弟的手,深情地把防冻霜轻轻涂抹在老人和孩子的手上。慈济人雪中送炭,令当地百姓十分感动。慈济人却感恩受灾同胞给予了他们付出的机会。与此同时,慈济人开始规划为灾民建设新房。经考察、确认,他们共为息县、固始县1594户灾民建设了质量上乘的新房。这批新房于1992年6月奠基开工,当年11月28日,29日正式启用,当地受灾群众在严冬到来之前,高高兴兴地搬进温暖的新家。
  ……
  阎明复在帮助台湾的慈济功德会进入大陆赈灾的同时,一直十分关注这个慈善组织在灾区的种种做法。他甚至几次亲临慈济人的发放现场,与慈济人一起与灾民交流。他和王端正等许多慈济的师哥师姐都成了好朋友。阎明复和台湾的证严法师并没有见过面,但他们同样成了心与心相通的知己。他常常会很兴奋地向人们介绍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慈济人越来越多地融入大陆的山河,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所有省份的贫困地区。
  台湾慈济功德会的慈善理念和慈善行为,引发了阎明复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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