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中国
第三部分:慈善●1998-2001

1998年初,中国北京、张北


  这一年,中华慈善总会组织了对张北地震灾区的慈善救援。多少年来,像这样的面向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慈善募捐和慈善救援还从来没有这样大规模地搞过。
  
  1998年初的天气显得格外寒冷,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却没有感到特别的寒意,比这冷的日子他过得多了。
  5个月前,阎明复从民政部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到中华慈善总会任会长,主持全面工作。
  那天上午,他似乎也感到了大地的颤动。因为那时他正忙着、走动着,所以感觉不是那么明显那么真切。他实在不希望这真的是地震,他希望一切灾难都远离人间。
  在国家民政部工作这几年,他更直接更广泛地感受到了灾难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是多么深重。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真的是发生地震了。
  1998年1月10日上午,张家口以北地区,北纬41.1度,东经114.3度,发生了强烈地震。
  
  “灾民的需要就是对我们的号令”
  
  当阎明复得到张北地震的确切消息后,便即刻感到了寒冷。他太清楚张北那地方此时的天有多冷,零下27度,甚至会达到零下30度以下。吐口唾沫到地下,差不多就成冰碴儿了。这天儿有多冷!这冷已经冷到了他的心里。
  地震使那里的房屋差不多已经全部倒塌了。这大冷的天,冰天雪地的,那里的人们可怎么过呢?
  党、国家、政府已经开始援助那里的灾民了。但是,对灾区的支援决不能完全依赖国家、政府,还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需要发动广大群众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在民政部工作了几年的他,对此是有着深刻体会的。
  我们中华慈善总会是干什么的?就是要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就是要帮助那些不幸的群体和个人。
  他想着,干着。自从得到了张北地震的准确消息,他和慈善总会的同志们便一分一秒都在紧张而有节奏的忙碌之中。
  那是个星期天。那天下午,他找来副会长吴建国和当时的两位副秘书长杨团、张涌。他神情激动,声调较往常也高了许多:“张北的地震,灾民的困难,我们中华慈善总会不能坐视不管。灾民的需要就是对我们的号令,我们应该立即组织一次行动,支援灾区的老百姓。”
  他的目光在眼前几位同事那认真而又急切的脸上快速地游动。对张北震区灾民的救助,他是深思熟虑过的。中华慈善总会自成立以来已经成功地做了并继续做着几个慈善项目,救助了许多急需救助的群体和个人。但是,相对来说那都是小范围的、比较专一的,也是要持续进行的。此时,在突然降临的自然灾害面前,如果还只是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募捐,显然是无法对灾区灾民及时进行大面积救助的。他想到了广泛发动群众,想到了在民间要组织一次大范围的慈善募捐和救助活动。起码在北京,要即刻搞起来。他相信这样的募捐是能成功的,相信人民群众是有这个觉悟的,相信这样的救助不但是对灾民的救助也将是对社会道德良心的一次救助。
  这样的决定在当时是需要有一点勇气和魄力的。因为多少年来,像这样的面向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慈善募捐还从来没有大规模地搞过。
  它能成吗?
  副会长吴建国首先响应。他坚决地说:“明复说得对,我们应该迅速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发动社会各界,参与这件事。”
  那时,吴建国刚刚到慈善总会担任副会长。他原是《求是》杂志的常务副总编,后又出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来中华慈善总会任职,是他反复权衡后的慎重选择,他说这是他毕生追求的理念在新条件下的延续,也是阎明复的人格对他感召的结果。
  阎明复应该想到吴建国会支持这样做,他对他,对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们都是非常了解的,他尤其注意了解他们各自的特点、优点。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
  他对活动能力很强、交际也广的张涌说:“你不是和北京电台生活频道的苏京平台长很熟吗?你马上去和他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了解与支持,通过电台,通过他们的节目,把我们的呼吁播出去。”
  紧接着,他脸一侧,又对口才好,而且对慈善工作十分熟悉的杨团说:“杨团啊,你即刻准备一下到电台去讲讲。”
  除了在北京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募捐、救助之外,他还草拟文件并请吴建国副会长把关,通知慈善总会在全国各地的团体会员,并与港、澳及海外的慈善机构取得联系。
  在他的安排和组织下,杨团、张涌和慈善总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积极地,像战士投入战斗那样紧张、严肃地行动起来了。
  张涌在散会之后,便按照阎会长的指示疾驶北京电台,找到了苏京平台长。苏京平台长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决定改变当天晚间《人生热线》原定的播音计划,改播张北地震灾区的情况,播中华慈善总会关于捐助灾区、灾民的呼吁,请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杨团走进直播间做情况说明和动员。
  播音员林白一走进电台,就接到了台长关于更换播音安排的指令。他有点措手不及。到电台工作,主持每晚23点10分的《人生热线》以来,还从来没有遇到今晚这样突然改变预定节目、临时赶制新节目的事情。他头脑有些发涨,他也了解中华慈善总会组织的这次行动,他乐意做这样的好事,只是要马上重新准备,而且一定要做得很好。他问自己:“我能做好吗?应该行,一定行!”他又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马上对台长说:“今晚原计划的‘海外北京人’,约了嘉宾,刚刚来电话说,人已经上路了。”
  苏台长坚决地说:“为灾区广播是头等大事。那个节目推迟一星期播,赶紧打电话,把人挡回去。”他迟疑了一下,马上说:“这个电话还是由我来打,我向他解释。”而后又急快地对林白说:你赶快去调资料来。”他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时间不多了,无论如何要把今晚的节目抢出来,时间就是生命。”
  此时,林白的心里已经很清楚了,23点10分一到,众多的北京听众便会听到他的声音。而今晚他的播音将关系到北部高原上,那些遭受震灾的人们的生死冷暖。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人生热线》节目。每周日晚上这个时间,应该是我们的固定栏目‘海外北京人’。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临时做了变更。现在,我们要谈的是刚刚发生在张北地区的非常严重的地震,以及我们生活在北京的人们,能为220公里以外的那些灾民做些什么事情……”
  林白播音时,与在震区的记者不断取得联系,非常真实、生动、具体地向听众传递了地震灾区的情况,并且告诉大家:
  “我们得到消息,中华慈善总会正在发起一个捐献活动。现在,我们就请中华慈善总会的副秘书长杨团同志来谈一谈。”
  杨团代表中华慈善总会那极富感染力的呼吁、讲演,在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人们争先恐后地打进热线电话,表达自己对灾区人民的关心与热心,他们中有的表示要捐衣物,有的表示要捐现金,有的建议把灾民接进北京,分散到居民家中,等天暖和了,再送他们回去。有人提议,这次中华慈善总会对张北灾民的救助活动,就叫做“一周紧急救援行动”。
  此时,阎明复也在收音机旁,也在听这次不同寻常的广播。他听得热血沸腾,他也要打进热线电话,可怎么也打不过去。第二天,他又听这个节目时,是在电台的帮助下,才打通这条热线的。不过,他那时的心里又多了一份内疚一份沉重。
  
  “我亲自去找他们赔礼道歉!”
  
  阎明复没有预料到,就在前一晚,当林白和杨团通过电台介绍了张北震区的灾情和中华慈善总会的救援行动之后,一些极为热心的听众便在已是凌晨的深夜赶到了当时的中华慈善总会所在地,西皇城根南街9号。他们都是来捐赠的,为灾区人民奉献的。由于当时中华慈善总会没有人值班,由于总会那时的办公室还在一个国家机关的大院里,所以这些前来捐赠的群众被警卫挡在了大门外。群众说:“我们是刚刚听了广播才来的,慈善总会应该有人啊!”警卫人员只能如实说:“他们都下班了,办公室里没有人。”来捐款的群众有的不理解,也有的不相信,他们都不愿意离去。于是,双方发生了争执。这时,警卫部门拨打110报警,叫来了警察,把大门前的人群驱散了。
  一大早,当阎明复来到西皇城根南街9号,听说了发生在夜里的这件事情后,他顿时愣住了。他的心跳在加快,脸涨得通红。他为那些深夜赶来捐赠的群众感动着,更为自己没有充分估计到群众的慈善热情,没有安排工作人员值班而深深地自责。
  自走进办公室,自听说了这件事,他就一直愣愣地站着。他不想坐到椅子上。
  他来回走了几步,喘着粗气,转身面向窗外。
  “昨天夜里天那么冷,人家不睡觉跑了来,而我们自己却躺在床上……”
  他大声说,神情激动,像是说给大家,更像是说给自己。他又转过身来,面向总会的工作人员,接着说:
  “他们留没留电话呢?我亲自去找他们赔礼道歉。是我们估计不足,没留人值班,是我的失误。”
  顷刻之间,慈善总会就热闹起来了。
  先是两部热线电话铃声不绝,紧接着,来捐款捐物的人又纷至沓来。转眼之间,慈善总会当时那古老的一明两暗式的几间大房就已经挤得满满当当了。
  早上,第一个来捐款的是一个上中学的女孩。她就是从电台的广播里,得知中华慈善总会这一救助活动的。在这之前,她已经听说了张北地震的事,但还没有想到自己也应该伸出援手,是慈善总会的“呼吁”启发了她的慈善意识。上中学之前,她一直和外公外婆生活在农村,深知农民盖房的不易,深知农民生活的艰难。她郑重地通过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向灾民捐献了自己平日省吃俭用积蓄的200元钱。当她办完各种手续,转身要离开慈善总会时,发现这里的工作人员已经快忙不过来了,马上问:“我可以在这里帮忙吗?当志愿者。”她所在的学校第二天就要放假了。
  顶多只有两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就有七十多人像这位小姑娘那样,在捐款之后又积极报名当志愿者。他们中有已经放假的学生,更多的是退休在家的成年人、老人。他们不单要在这里帮忙,还要求和慈善总会的同志们一起到救灾一线。他们在办公室门前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根据阎会长的要求,分别记下了他们的通信地址。
  这时的阎明复,身先士卒,和大家一样里里外外地忙活。他心里涌起了一股股热浪,这热浪在他本来就不平静的心里使劲儿地翻腾着。
  他也注意到了,那位来捐款的,腰直不起来的老太太。老太太从广播里听到给地震灾民捐款的消息,马上想到自己也要行善积德,也要帮助灾民。她拿出自己积蓄的200元钱,又把儿子上班前送来的100元也添上,破天荒地打了一次面的。她心想这救急的事儿可得抓紧。她急火火地到了电台,见了电台的人,才知道捐款的地方不在电台。电台的同志见老太太这么大年纪了,腰又不好,还这样惦记地震灾区的人民,很受感动,特意派了一辆公车送她到慈善总会。
  阎明复为这位老太太朴素的奉献精神感动着,他和老太太紧紧握手,还说了许多热乎乎的感激的话。在工作人员帮助老太太办好捐款手续之后,他又赶紧安排总会的两名工作人员用车送老太太回家。
  总会的这两位同志一到老太太的家门口,心顿时像坠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沉重起来。他们看见,老太太住在一座旧的简易楼底层的一间小屋子里。屋子进门的地方,堆了许多用编织袋装着的煤渣,只留了一个人走道的地方。屋子里有一张破旧的老式木架床,一个不大的旧柜橱。柜橱上摆放着一台14英寸的日立牌彩电,这是整个屋子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屋子里生着火炉,炉子上坐着一把水壶,壶盖啪嗒啪嗒响着,像是在述说着什么。两个同志对视了一下,默默无语地离开了这间小屋。
  回到总会,他们向会长汇报说:“那老太太太穷了,自己没有经济收入,住在贫民窟一样的房子里。我们不该收她的钱。”
  阎明复听着,眼睛湿润了。他是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我曾几次见到他眼圈发红的时候,都是因为老百姓的事情。有人说,作为高级领导干部,感情这样脆弱是不好的,容易吃亏。我却觉得,对于身居高位的人,有这样的情感实在是难能可贵。
  他终于没有掉泪,沉思着,对大家说:“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历来有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好传统。面对许多老太太这样的好心人,我们的慈善工作没有任何理由做不好。”
  他还在民政部工作时,我就听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着眼于国内的慈善资源,尽管我们还要做许多细致的工作。”面对这一天的情景,他又感慨地说:“人群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有着较强的慈善意识。当然,这其中许多还要靠我们去启发。今天之前,我们并没有做许多工作,也没敢做太乐观的估计,因为经验阻止我们这样做。可是现在我们敢于说: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人群。”
  他环顾捐赠现场,忽然又说:“今天的募捐一开始,普通百姓表现得最积极,而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那些民营企业家,到目前还没有动作。”
  他没有再说下去,他在思考。他在想什么呢……
  
  拜访赵朴初先生,争取朴老的支持。
  
  阎明复想到了朴老,决定把眼下的工作和他的一些想法向朴老汇报,听一听朴老的意见。
  对张北震区灾民大规模的慈善救助,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由民间组织发动的面向各阶层群众的公开的慈善募捐。最先得到这一信息的北京市民对这一慈善举动反响异常热烈,但来自领导层的一些质疑声也频频传来。阎明复又一次来到赵朴初先生家里,向朴老汇报中华慈善总会组织的对张北地震灾区的慈善救助活动。他讲了张北地区的灾情,讲了中华慈善总会的呼吁发出后,社会各界的反应,讲了他和总会同志们下一步的打算。这时的朴老已经是年过九旬的老人了,但依然精神矍铄。当听到阎明复介绍灾情和灾区百姓遇到的困难时,朴老和他一样,脸上都像有阴云不时掠过;当听到慈善总会所做的工作和他继续要做的事情时,朴老和善的脸庞渐渐露出了由浅到深的笑意。
  “你的决策是对的,你们做得很好!慈善的募捐与救助就应该这样搞,没有广大民众参与的慈善是没有生命力的。这样的慈善募捐与救助,也会大大增强人们的慈善意识,这是很需要很重要的。”朴老说,忽然把拐杖拿到手中,想即刻就站立起来。阎会长忙过去搀扶,说:“您需要什么,我帮您。”这时,朴老的夫人已经过来了,朴老关照夫人看一看家里的存款,并决定为张北地震灾民捐款10万元。阎会长顿时愣了一下,不知说什么好。他很清楚,为了困境中的百姓,朴老的个人捐赠多年来一直未断,朴老曾把在国际会议上得到的巨额奖金和国际友人的贺礼原封不动地捐献给社会,其个人的工资、稿费收入也捐出很多,而朴老和夫人却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大家或许想象不到,朴老的内衣和在家穿的衣服破了总是补了又补。家中使用的暖水瓶,外皮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种铁网子的。空调、电视都老掉了牙,却仍在使用。一只用来盛水的塑料盆,竟然打了十多个补丁。客厅里的一把白茶壶,还是解放初从上海带过来的。朴老公私分明,凡他私人所用信封、信纸,都向佛教协会里交费,别人寄来的信封,他翻过来再用,或动手制成书签,写上一些警句送给友人。他说北京缺水,为了节水,他一水多用,先洗脸,再洗脚,最后用来冲马桶。他家的房子不但普通而而且已经很老旧,组织上曾多次分给他好房子,但都被谢绝了。阎会长十分感动,还没来得及说些感动的话,朴老又开始与佛教协会联系,布置、发动整个佛教界都积极参加这一次对张北地震灾区的慈善救助活动。
  朴老的一个书斋,取名“无尽意”。阎明复曾听朴老说:“这三个字就是说报众生恩的心意无有穷尽,我用它来提醒自己,勉励自己,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
  从朴老家出来后,他的心情一直无法平静,顿觉天地更加广阔,前面的路也更加畅通了……
  
  “有你来加入,我们就多了一支生力军”
  
  这一天的上午,来捐款捐物的好心人中,还有一位美国人,名字叫贝天牧。
  阎明复看见他时眼睛一亮,高兴地和他握手,大声说:“贝天牧先生,你来得太好了,我正要找你。昨天杨团还跟我说,这次赈灾募捐一定要找贝天牧。”
  贝天牧是美国慈善组织菲利浦?海德基金会的创办者、负责人。中华慈善总会实施为孤儿做唇腭裂矫治手术的项目时,贝天牧就与总会有过很好的合作。阎明复和他也算是老朋友了。
  贝天牧耸肩一笑,对阎明复说:“我是不请自来,来当你的志愿者。阎先生不用你布置,我已经做起来了。昨天上午,在国际教堂做礼拜时我已经当场向大家募集了5万美金,捐款人中还包括美国驻华大使的夫人。这之后,我又在电脑网络上发了消息,隔一段时间发一次。凭我的直觉,会有反应的。上帝会帮助我们。一会儿,我还要去一些外国在华的商社募捐。我的50名志愿者也都行动起来了,我对他们讲,没有爱心的人,我们不去求他。”
  “太好了,有你来加入,我们就多了一支生力军,我心里就更有底了。”阎明复说,他很高兴,也很激动。说着,他从椅子上站起身,向门口那儿走了几步,用大手指着向贝天牧介绍说:“我们的人民都是极富爱心的。大家的心灵一经打开,就好像是阴云中一下子出了太阳,一刹那就光芒万丈了。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人民,还有你们这些最好的朋友。”说完这句话,阎明复由衷地笑了起来,接着说:“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是我们慈善事业的最大源泉。”
  贝天牧被阎明复那不加掩饰的愉快和豪情所打动,他注视着亢奋中的阎明复,自己也禁不住热血沸腾。和阎明复相识以来,每当和这位比自己大20岁的中国老头见面时,都能感到一股像火一样炙热的感情。这是青春的,有着无限生命力的感情。从此,他在中国生活得更加愉快了,对自己所从事的慈善事业更加充满了信心。
  又有外国朋友来找阎明复了,是香港建华基金会的代表倪福生。他是英国人,曾在天津留学,所以能听也能说汉语。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位瑞典人,也在香港建华基金会供职。他们带来了香港特区政府委托建华基金会转交的100顶帐篷。
  阎明复代表中华慈善总会和张北灾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表示由衷的谢意。他和他们握手时,就已经想着怎样尽快把这些帐篷运抵灾区。那里人们正急需呀!
  这时,倪福生又很认真地对阎明复说:“这些帐篷是为灾民救急用的,待他们盖起新房不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麻烦你再帮我们收回来,以备其他地区、其他时间的灾民急需之用。”
  阎明复出神地看着这位瘦高个子的年轻人,稍愣了一下,马上高兴地说:“好啊!这样很好。”
  阎明复觉得自己受到了一种启发,他认为香港建华基金会的这种做法,是很聪明,也是很规范很负责任的,既不会造成浪费,又能长期做好应变的准备。他还在想,对于捐赠者的慈善捐赠,每一分钱,每一件哪怕最小的东西都要用到刀刃上。两年以后,我见到阎明复和香港建华基金会仍有联系与交往。那时,他们在工作中遇到了问题。阎明复会长对他们的帮助与指导是很多的,他们对阎会长也非常感激,这都是后话了。
  阎明复仍在精神饱满地到处联系,一个接一个地接待来访者,详细介绍张北地震灾区的情况和慈善总会的救助行动。
  在天津开发区的顶新国际集团,是生产康师傅方便面的台资企业。他们的老板和阎明复也相识,他们也来了,通过慈善总会向灾区捐献1000大箱方便面。
  广州赛马会又来了,捐赠100万元人民币。为慈善事业,那时,他们就已经捐赠两千多万了。
  紧接着,世界宣明会的代表也来找阎明复了。
  这之后不久,香港的慈善组织香港东华三院经过考察决定,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张北灾区捐赠2650万元港币。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港澳中心举行了“接受香港东华三院为张家口地震灾区捐款”仪式。崔乃夫会长代表慈善总会接受捐款,阎明复会长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暴风雪中的慈善之旅
  
  两天之后,中华慈善总会已经准备好了捐助张北震区的第一批物资,并由吴建国副会长带队,用装得满满当当的4辆加长东风卡车、3辆大解放共7辆大汽车运往灾区。
  这是一次艰苦的旅程。
  在这之前,为由谁带队去灾区的事,阎明复和吴建国之间还发生了不小的争执。阎明复早就想好也安排了,由自己带队去灾区,吴建国却坚决地要求代表阎明复完成这个任务。阎明复对吴建国是了解的,知道他当时身体情况不是太好,而且家里还有病人需要照顾,自然不会同意和安排他去。吴建国却拍着胸脯大摆自己的有利条件,他比阎明复小4岁,而且精神头儿特别好。他也是经过不少大风雨的人。想当初,他担任无锡市委副书记的时候,曾成功地指挥过抗洪抢险。那时,大水已经进城了,情况是非常危急的。
  阎明复还是不能同意吴建国去。他说:“这次情况特殊。我去,你留下。”
  吴建国非常诚恳地说:“你不能去。我留在这里不能代替你的作用,我唯一能起的作用就是代替你去张北。”
  副会长吴建国很清楚,许多人,特别是那些大额的捐赠者,之所以愿意通过中华慈善总会表达自己的爱心和意愿,大多是出于对阎明复的了解与信任。这些天,来自海内外的捐赠者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吴建国认为,这个时候阎明复的确是不宜离开的。
  正当两个人还在为谁带队去灾区而争执时,总会的一位工作人员来报告说,香港皮草公司拟捐献8000条毛毯,一定要与阎明复面谈,才能把事情定下来。
  吴建国笑了,大声说:“我的意见没错吧!”
  阎明复终于让步了。
  吴建国要带队出发了。阎明复把女儿给他买的一双非常暖和的皮棉鞋送给吴建国。别看阎明复个子不是很高,脚却出奇地大。他能穿的鞋子在市面是很难买到的。现在,他穿的合适、舒服的鞋子差不多都是女儿给他买的。女儿到外面出差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总想着给爸爸买穿着合适的鞋。吴建国个子很高,他的脚比起阎明复的也小不了多少。这双鞋,他穿着也很合适。
  夜里已经开始下雪了。阎明复心里很是不安,他到了装载救灾物资的货场,看着7辆卡车全部装载停当,才与所有在场的人员握手告别。
  转天清晨,吴建国带车队向冰天雪地的张北震区出发时,阎明复又亲自送他们出城,他的车子和车队在一起,直到再送就掉不回头了,才摇下车窗和大家挥手告别。
  车队在阎明复的视线里消逝了,却开进了他的心里。为能及时了解车队的情况,阎明复和吴建国约定,每隔两小时通一次电话,如果有什么问题和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情况,随时打电话给他。这些天,他的手机昼夜24小时都开着。
  通往灾区的路,路况是十分险恶的。以往正常的情况下,从北京到张北大约只需要6个小时。可这一次,吴建国他们的车队走了差不多整整一天。他们在罕见的鹅毛大雪中前进,轮下是坎坷不平的冰面。路两边,不时会看见翻倒在沟里的汽车。
  这一天,阎明复和吴建国之间的电话频繁,从吴建国那乐观、坚定、有时还有几分风趣、几分诗情画意的回话中,他得到了许多慰藉,也相信这次行动不会有什么意外。但他还是放心不下。后来,车队进入了手机的盲区,阎明复与车队联系不上了。他着急,心急如焚。他与河北省办公厅的负责同志通了电话,告诉他们慈善总会的车队在通往灾区的路上,请他们让有关单位保证车队的安全。那会儿,他坐立不安,真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
  后来,吴建国带队胜利返回的时候,阎明复说:“看着你活着回来了,我的心就放下了,不然我不好交待呀。你们走后我就后悔了,我想是不是不该让你去。”
  吴建国笑着说:“此次出行,势在必行,你的决定没有错。”
  吴建国向阎明复详细介绍了灾区的情况,他提出慈善总会下一步的援助重点应放在灾区震后重建上。他说受灾最重的是单晶河乡,那里两所学校全部震塌了。当务之急是设法帮助学校建一些简易教室,让学校能按时开学。
  阎明复非常赞同吴建国的意见。这几天,阎明复和总会的同志们,这其中也包括那些在总会帮忙的志愿者,实际上也正是为着这个重点这个目标不懈地努力着。
  来总会捐款的各界人士好像更多了。总会的同志们投入了空前的热情,紧张、严谨、快捷、周到地工作着,忙碌着,昼夜24小时都有人顶着。这时候的阎明复,每天和大家一样里里外外地忙活,中午一样和大家吃盒饭。多年来,他一直保持午睡的习惯,不睡,下午就没精神,毕竟是奔70岁的人了。可这些日子,他连打个盹儿的时间都没有,整个下午甚至晚上都精神百倍地不停歇地干。
  这天晚上23点10分,他刚到家不一会儿,就赶忙打开收音机,收听北京电台的《人生热线》。听着听着,他就坐不住了,忙拨电话也要加入,他实在是有话要说,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他着急,打电话问杨团,说我怎么老打不通。杨团笑着说,好打就不叫热线了。阎明复着急地说,我想说话怎么办?杨团说,你等等我问问他们台长,说着急忙用电话找到了台长苏京平。苏京平说我现在在家,我也打不进去,又说你别急我再想想办法。结果,苏京平打通了夜班值班编辑的电话,叫他从2楼到3楼,动用一部工作电话,把电话打到阎明复的家,再切进直播室。阎明复终于接通了热线电话,他简要讲了三点。第一,他向11日凌晨在慈善总会门前被警察驱散的群众表示由衷的深深的歉意;第二,他代表慈善总会诚挚地感谢大家对慈善事业的热情支持;第三,他当场表示要帮助一个因车祸逃逸案而遭受不幸的听众。那个听众刚刚在热线里倾诉了自己的遭遇。
  电台的《人生热线》,使他有机会与广大群众沟通,也使他了解了许多他还不曾了解的情况。

  阎明复与姜昆的深夜通话成就了灾区的临时校舍
  
  1月18日晚上,23点一过,阎明复照例打开收音机,他听到有人说最近对地震灾区的救援行动中,明星大腕们反应冷漠,到现在还没有什么表示,说这些人没有良心。阎明复听着,心里咯噔一下,马上离开收音机,翻看电话本,查找姜昆的电话。他给姜昆打电话没找到人,又通过传呼机传呼他。应该说,阎明复对姜昆还是比较了解的,他知道姜昆经常到老人院、儿童福利院,看望那里的孤儿和孤寡老人,不但捐款捐物给他们,还帮他们干活。他相信姜昆不是一个冷漠的人。在给姜昆打电话的那一刻,他就想好了,一定要通过姜昆组织一些明星大腕向灾区献爱心。他甚至连让他们干什么都想到了。
  姜昆的电话很快就打过来了。
  阎明复问他:“你听没听广播呀?你听没听群众都在说你们什么啊!”
  “阎部长,您别急,有什么话您快说,群众都说我们什么了?”姜昆一听阎部长这口气,顿时像步入云雾之中。对阎明复,他是特别尊重的。和阎明复相识以来,他感到在这位共产党高级干部身上,总有一股热情、一股激情、一种力量在感染着他。
  只听阎明复说:“张家口地震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在紧急救援灾区,你们都做了些什么?群众说你们冷漠,无动于衷,你听说了没有?”
  姜昆听着,头有些发炸,一向嘴皮子无比利索的他,此时说话也打笨儿了:“阎部长,您,您,您话别这么说呀!我这些天,一直在排春节晚会,外面的事情真的一点都不知道。这,这么着吧!”他喘了口气,“阎部长,您先撂下电话,十分钟后,我一定给您一个答复,您就在电话旁边等着我啊!”他刚想放电话,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赶紧问:“我跟大家伙儿说捐多少好啊?”
  阎明复已经在心里计划好了,马上说:“灾区学校的校舍都震塌了,我们打算先尽快给孩子们盖起活动板房的教室。盖一间这样的教室,大约需要7500~8000元,你们每人就捐7800元,捐一间教室吧。”
  “好,好!”姜昆高兴地连声说。撂下电话,他转身跑回排练大厅,一个一个地拨拉肩膀,劝募在场的歌手、演员、主持人等诸位明星大腕。
  主持人赵忠祥被他第一个找到。听姜昆一说,赵忠祥马上表态:“这是好事呀,为什么不捐!”相声演员侯耀文在一旁听见了,马上凑近姜昆说:“算我一个,写上我的名字。”不大一会儿的工夫,姜昆就走马灯似地在演员中串了个遍。有近五十个人积极响应中华慈善总会的呼吁。他们中包括了倪萍、彭丽媛、董文华、蔡国庆、陈佩斯、朱时茂等大家熟悉的演员。
  从这一天起,就不断有演艺界著名人士到中华慈善总会捐款,那天凌晨1点多钟,相声演员笑林打电话到慈善总会,知道那里夜里也有人办公,急忙说:“我现在就到你们那里去。”他连妆也没顾得上卸,就从排练现场驱车赶到慈善总会,捐献了自己的7800元钱。董文华是一家三口一起到慈善总会捐款的,陈佩斯也是带着宝贝儿子去的……
  姜昆这时甭提多高兴了,大家感激他。姜昆说:“应该感谢阎部长,感谢灾区的人民,是他,他们给了我们奉献爱心的机会。”
  与此同时,阎明复还联系了美国埃克森中国有限公司、英国路透社基金会、新加坡北京国际学校等国际友人,他们也都被阎明复的热情、激情所打动,积极捐赠活动房屋。这样国内外捐赠的100套活动房屋,基本解决了单晶河、大河乡两所中学的教学之需。 
  建设临时校舍的资金有了,阎明复一直在考虑:怎么把活动板房——震区孩子们的临时教室建得又快又好。他不懂建房,他清楚总会的同志们也没有懂这个的。他想到了一个他熟悉的单位、一些他熟悉的人,马上拨通了东北大学校友会北京分会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绍先。
  张绍先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退休前是东北大学的党委副书记,是一个认真、热情、知识丰富、组织能力很强,而又非常乐观诙谐的人。阎明复和他也算是老相识了。
  “绍先啊,有这样一件事,你看看你们能不能帮助做一做……”阎明复说。
  张绍先听着,当他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没等阎明复说完最后一句话,就大声在电话里说:“明复呀,咱校友会人才济济,工程师一大把,我去发动几个来,这事还不好办吗?”
  说好办,可实际上真办起来也不那么简单,找那些年富力强的吧,人家都还有手头没干完的活儿,再说这事也是十分急迫的,不容许东找西找地耽搁时间。明复不也是一大把年纪了?咱自己干吧,咱们几个老家伙干,没问题!
  张绍先找到副会长,66岁的原有色金属干部学院副院长祝熊庆:“老祝,支援张北我算一个,你行不行?”老祝说:“这有什么不行的?”他又找70岁的原地质部总工程师周长龄:“老周,你的身体吃得消吃不消?”老周因椎间盘突出正难受,但马上强打精神,说:“没问题!”然后,他们又打电话给边作澍。边作澍退休前是高级工程师,搞过土木建筑。
  就这样,由几个六七十岁的老头组成的救援小组,立马就投入紧张而艰苦的工作了。从选厂家、定板材,到直接押运到偏远的、道路崎岖的地震灾区,从确定房位、量定间隔,加固房体,内外观的设计、制作,到112间活动板房教室的全部落成,他们自始至终不离现场。
  这期间,阎明复一直和他们紧密联系着。他不但关心他们的工作情况,更关心他们的身体、生活。他们到张北以后,阎明复几次与当地政府、慈善会联系,请他们务必关照这几位老同志。可他们一点也不要关照,一个劲儿地拼命干活,以致当地慈善会的秘书长总是着急地说:“你们这样,累坏了身子,我怎么向阎会长交待呀!”
  阎明复带队去张北震区的时候,天气依旧异常寒冷。但人们都感觉嗅到了春的气息。从阎明复的大脚踩到那里的土地的那一刻起,他就几乎没有停止在灾民之中的走动。他很兴奋,因为他真切地看到了灾民的笑脸,真切地感到了他们幸福的心跳。所有的灾民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孩子们都可以按时上课了。
  和阎明复一起到那里的,除了慈善工作者,还有许多捐赠者,他们和阎明复一样兴奋和激动。后来,他们都成了慈善事业最积极的拥护者和参与者。
  那天,阎明复是在那里过的夜。听张家口慈善会的秘书长梁献民同志说,他就住在阎明复的隔壁。阎明复是凌晨的时候才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去睡觉的。躺到床上,他忽然感到腰部剧烈地疼痛,疼得他根本无法入睡。
  那天,梁献民从白天到黑夜一直跟着阎明复。
  后来,张北那地方又有过几次余震。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援建的学校、养老院等建筑,连屋顶上的一片瓦都没动一下。
  两年之后,我和梁献民谈起阎明复当时在那里的情景。梁献民不无感慨地说:“共产党有阎部长这样的干部,真是平民百姓的福气。”
  

1998年夏秋之交,中国北京,长江、松花江流域水灾灾区
  

  在1998年抗洪赈灾那紧张的战斗中,人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看到、感受到中华慈善总会的紧急行动。
  
  “1998年自6月份起,长江流域出现三次持续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受降雨影响,长江发生了继1954年以来第二次全流域大洪水。入夏以来,东北地区也连降大雨暴雨。松花江、嫩江发生三次大洪水,来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洪峰之高,流量之大,都超过历史最高纪录。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等江河,在6月下旬也相继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由于洪水量级大、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洪涝灾害非常严重。”
  ……
  在1998年抗洪赈灾那紧张的战斗中,人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看到、感受到中华慈善总会的紧急行动。那时,全国有多少人在赞誉中华慈善总会,赞誉他们在抗洪赈灾中卓越的表现和贡献。多少人为之震动、激动、感动。多少人对中华慈善总会心存像山像海一样的感激之情。
  中华慈善总会在这场空前的抗洪赈灾中也确实作出了令人瞩目的非凡的贡献。阎明复,中华慈善总会的会长,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以非凡的远见、毅力和胆识组织和领导了这次不同寻常的战斗。
  
  取信天下的慈善“收发员”
  
  阎明复会长不只一次说过,他和他领导的慈善总会只是个慈善“收发员”。
  这样的“收发员”非同寻常,是个必须取信于天下的“要职”啊!尤其是在中国慈善事业起步之初,真正把善款善物及时发放到受助人手中岂是易事!
  ……
  “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我们只不过做了收收发发的工作。我们接收全国人民、海外友人支援灾区百姓的钱和物资,然后发放给灾区。我们收了,然后我们发了。我们收了发了,收了发了……只是,我们的发放,应该也必须迅速、稳妥,小心翼翼,必须对得起给灾区捐款、捐物的那许许多多的好心人!必须对得起灾区遭难的百姓!我们当然也是这样做的。”
  这是1998年10月11日,阎明复会长在中华慈善总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说的话。
  阎会长坐在简单、简朴,一字排开的主席台中间。他眼前没有讲稿。他讲话作报告很少事先由秘书准备好讲稿。靠讲稿也讲不出这样的激情。
  看着他那张生动的,情感丰富,浸满了真诚,洋溢着激情动与活力的脸,我的心不由得为之一振。
  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许多人好像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不,我们大家都应该想到他会这样说。因为,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居功自傲、沾沾自喜的人。他为什么会突然说这样的话呢?是涌向中华慈善总会的赞扬声实在太多了,还是有的人在这种赞扬声中有点飘飘然,有点粗声大气了?
  我继续听他说:“我们决不能把功劳放在中华慈善总会身上。我实事求是地讲,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归功于党中央的号召。在紧急的关头,江泽民总书记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线,朱总理、李鹏委员长、李瑞环主席都去了。这种鼓舞多么巨大!九江决口,首先去的是温家宝,解放军战士在那里拼死拼活地捍卫着大堤,前线的老百姓在忍受着巨大痛苦的同时,和解放军并肩作战……”
  这时,阎明复没有讲他领导的中华慈善总会,更没有讲他自己。  
  早在全国人民大张旗鼓地抗洪赈灾之前,在大多数人对南方水灾的情况还不甚了了,灾情也不像后来那么严重和紧迫的时候,我就几次听阎会长讲到对长江、松花江流域水灾的救助。那时,他已经十分注意水灾的灾情了。在他的主持下,中华慈善总会已经联络了全国工商联、全国企业家协会、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全国青联等单位共同发出呼吁,呼吁大家伸出援助之手,对灾区人民进行广泛的、积少成多的捐助。
  1998年6月30日,中华慈善总会向全国七十多个团体会员发出倡议,希望各团体会员单位紧急动员起来,想灾区群众所想,急灾区群众所急,和灾区人民同舟共济,有难同当,为抗洪赈灾募集资金和紧急救援物资。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慈善会的积极响应。曾遭受过地震灾害的张家口地区的慈善会虽然还在困难之中,也几次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款给遭受水灾的百姓。7月1日,总会在广州的团体会员广州马会向灾区人民捐款1000万元。
  7月22日,他到天津参加一个画家的慈善捐助时又特别讲到这个问题,他心情无比沉重地告诉天津的朋友们:由于水灾,灾区人们多年积蓄的粮食或被大水冲跑,或被大水浸泡之后发霉不能再食用,因此急需口粮。他告诉大家,党和政府在领导那里的人民战胜洪灾的同时,也在生活上给予灾民许多的关心与支援,帮助那里的人们渡过难关。他说,中华慈善总会考虑并注意到,面对灾害,在国家帮助的同时,那种民间的、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与帮助也是必不可少的。他特别地强调:“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扶贫济困,助人为乐,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人民群众之中从来就蕴涵着一种很强的慈善意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启发、去组织、去发扬。”他挥着手臂,语气铿锵:“我历来认为,我们中国的慈善资源主要在中国。”
  天津的许多人都被他感动了。
  阎明复敏感地意识到这次抗洪赈灾的重要性、艰巨性,早早就想到了中华慈善总会在这特殊的“战斗”中应该起到的作用。那些日子,他一直在思考怎样搞好这次募捐,怎样对灾区受灾群众进行有效的支援。他了解到在当地买大米每斤要1元5角,这样,总会在宣传呼吁时就明确提出,如果捐15元钱,可以给灾民买10斤大米;捐150元,买100斤大米,是一个灾民3个月的口粮。
  中华慈善总会的呼吁发出之后,广大群众积极响应,捐款接连不断。有捐15元的,有捐150元的,也有几个人联合捐150元的。根据当时的情况,灾区还特别需要帐篷,可以使那些被大水冲毁了房屋的灾民在烈日下避避暑,在大雨来临的时候避避雨。所以,中华慈善总会又号召有条件的市民为灾区捐赠帐篷,而每顶帐篷大约需700元,响应者也很多。阎明复还清楚地记得,一天,临近午饭的时候,有两位老人和儿媳、孙子一起来到慈善总会。小孙子说:“我和妈妈捐一顶,可以使一家人住进去。爷爷奶奶也捐一顶。”于是,一家人捐了1400元。
  阎明复不会忘记香港南丰集团的那位老板。那位老板是个做善事不留名的慈善家,曾多次在内地捐款,宽慰过,也失望迷惘过。他一直希望在国内找一家信誉最好,效率最高的慈善机构。1998年春节前,他突然找到在中华慈善总会任会长的阎明复,提出要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100万元人民币,给宁夏1万个贫困户每户100元,并希望慈善总会在一周之内发完这笔钱。他实际上也是想试一试慈善总会的信誉和工作效率。接受这项捐款后,阎明复即刻安排慈善总会的同志们与当地慈善会、当地民政部门携手,摸清贫困户情况,并迅速逐户下发,不到一周就完成了这项善举,很快受助人的花名册就送到了老先生的手里。从此,这位慈善家就经常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来实现他的善良愿望。1998年7月,当他得知中华慈善总会向全国发出呼吁,支援遭受水灾的群众后,便立即又捐款400万元。
  
  抗洪赈灾热潮迅速形成
  
  进入8月份,水灾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长江全流域发生了大面积的特大洪水;东北嫩江、松花江的洪水也频频告急。面对着空前严峻的形势,阎明复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的同志们,开始了“98抗洪赈灾紧急救援行动”。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中国的百姓、企业、社会团体都行动起来了,纷纷为水灾灾民捐款、捐物,一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抗洪赈灾热潮在中国社会迅速形成。
  ……
  8月9日,星期天,紧急救援行动开始的第一天。一大早,7点刚过,一个解放军小战士赶了几十里的路,从部队驻地赶到慈善总会捐赠站,捐出了他的全部积蓄500元人民币。不一会儿,一位退伍的老军人,也从十几里外赶来,掏出1200元现金,还带来16件干净的衣物。一个来自安徽的打工仔,刚从某饭店辞职,赶到捐赠站,倾囊捐出所有的钱财共86.40元,只留了一元钱作为回住地的车费。当工作人员请他留下点生活费时,他动情地说:“都捐了吧,我怎么都能凑合,总比灾区的人好过。”
  一个中年人来到慈善总会的捐款台,放下3万元就走,他没有留下姓名,但人们还是知道了他是叶剑英元帅的后代。
  坐在轮椅上的那位老奶奶已经90岁了,她的重外孙女,一个漂亮的中法混血儿推着她来到捐款台前,老奶奶60岁的女儿告诉工作人员,他们刚刚和法国的女儿、女婿通了电话,法国的女婿一再要求,他们三口人代表全家四代人来到中华慈善总会捐款。
  这是一个特殊的班集体,北京广渠门中学97级宏志班的同学们,他们来自一些特别困难的家族,又都学习成绩十分优秀。他们曾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现在,他们也来捐款了,5000元,这是他们全班同学暑期打工赚来的。他们
说:“我们这些同学一直得到社会的关爱与支持,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里,是多么幸福和幸运。如今,面对遭受巨大洪涝灾害的人们,我们也要献上自己的爱。”
  ……
  那一天,7点之前就到了慈善总会的阎会长目睹了这一切。在总会,他要联络、接待来自各地的捐赠者,要保持与几个重灾区的热线联系,及时了解他们的困难、需求,还不时会出现在那些普通捐赠者的面前,把他的大手伸向他们,代表灾区人民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那时的中华慈善总会,每天进出的人都络绎不绝,男女老少都有,有父母牵着儿女的,有一家祖孙三代相互搀扶着的。也有一个个的老人、一个个的中年人、一个个的青年人、一个个的孩子,全都匆匆地进,匆匆地出。
  又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走进慈善总会。
  最前面,一个拄着双拐的男人走得好快,上台阶也快。我真怕他摔倒,想跟上,扶他一把,终未能追上。另一个坐轮椅的,显然要慢许多。他身边有他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儿。
  他们都走进去了,走进中华慈善总会的大门。
  里面的人真多啊,都挤在大厅中间和左面的长条桌面前,我看见迎面悬挂着“中华慈善总会抗洪救灾捐赠站”的条幅。
  他们都是来捐款的。我和他们走在一起,看见那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被妻子女儿推着,来到一个靠边儿的捐款台前,从容地从口袋里取出厚厚一叠百元钞票,共5000元,全捐了,这差不多是他全年的工资。
  他好像是代表自己来捐款的,妻子和女儿全力支持着他。关于他自己,他不想多说什么,但我看见他的眼里闪着一种让人激动不已的泪花。我想,关于他那双不能站立的双腿,关于他的生活,一定有着许多动人的故事。他们走了,还是那样从容。
  那边的那个孩子,只有三四岁,一只手攥着一叠百元的钞票,一只手举着随时往嘴里送的糖果。年轻妈妈弯下腰对孩子说:“记得每天看电视时妈妈给你讲什么吗?那些被水淹的叔叔阿姨们和小朋友们多么苦啊!那些救人的解放军们多么好啊!宝宝把这些钱给他们买好吃的好不好啊?”
  孩子显然有点不太情愿地把钱交给了捐款台的阿姨。孩子还不太懂事,但显然已经懂得了这钱能买好东西给自己。
  孩子的一双大眼睛忽闪着,看周围那些争先恐后为灾区捐款捐物的哥哥姐姐,忽然把另一只举着糖果的小手也伸到捐款台上:“给那里的小朋友吃。”妈妈一把抱住孩子,高兴地连连说:“这才是妈妈的好宝宝!这才是妈妈的好宝宝!”
  过去,她的孩子还从来没有把糖果给过别人,甚至父母。这位年轻妈妈的一片苦心没有白费,她在努力使孩子从小就懂得关心别人。她在培养孩子的慈善仁爱之心。
  那个从山西来的8岁的小男孩儿显然已经很懂事了。前几天,他和妈妈来北京看爸爸,看到电视里长江流域受灾的情况,就一直缠着妈妈来这里捐款。他让妈妈从老远的地方把自己带来,将自己积攒的52元零花钱都捐给了灾区。他郑重其事地说,这些钱是给灾区的小朋友买书和书包的,还说,等开学时再把自己拥有的两个书包中的一个新的捐给灾区的小朋友。那个手里拎着一包衣物的中年汉子,脸上有些苦涩:“下岗了,几个月没拿工资,不然就捐款了……”我看着他,心里涌上一股热浪。“我还会上岗的,很快,那时候……”他话没有说完就转身走了,水泥地在他的脚下咚咚地响。
  一个老太太,就只她自己,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太太,是单独来的,竟拖来十几个包袱。其实,她完全可以等儿孙有空时陪着来,可她不能等了,简直一刻也不能等了,灾民们需要啊。老太太是打的来的,司机帮着老太太把大包小包往慈善总会的捐款站里搬。忽然,老太太想起还没付车费,赶忙拿出钱来,司机高低不收,老太太非得给,往车楼子里放,可最终还是让司机把钱扔了出来。
  司机没说什么,可我感觉到他在说,比起老太太他的这点贡献太小。我注意到,来这里送人的出租车,十有八九都不想收费。
  自走进来,自置身在中华慈善总会的募捐台前,我的心情就无法再平静。
  我知道自己接触的还太少太少。但是,就是这太少的实例,已让我激动不已了。
  在中华慈善总会楼上楼下,在他们不大的办公空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一种巨大的冲击力。
  我看到两位穿着铁路制服的捐款者,她们是广西南宁5/6次列车的代表,刚到北京就赶来了,把车上工作人员和旅客的捐款43746元交到总会。她们这次列车途经灾区,许多旅客都亲眼目睹灾情,所以捐款十分踊跃。第二天早上,我又看到了这两位捐款者,她们正进行第二次捐赠。
  在总会的几天里,我每天都能看到在北京的,或来北京旅游的外国人到这里捐款。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们的心和我们是相通的。
  在总会的一间办公室,我看到署名“一个普通人”的来信,信中写道:“从电视及广播中了解到灾区受灾的情况,心里非常不安。我是一名身患绝症的病人,在这场与特大洪水的搏斗中帮不上忙,特选20张百元新票捐给灾区,算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向党交的一份党费吧。”我注意到,像这样的来信还很多很多,可惜我实在无法一一阅读,因为一个捐赠仪式马上就要开始。
  这里多数是企业家,在众多平民百姓积少成多的捐赠之中,颇具实力的企业家们也紧紧地跟上了。他们中有国有企业的,也有集体和民营的,他们的捐赠都很多,100万、200万、500万、1000万……都争先恐后地多捐。和那些不愿留名的个人捐助者不同,他们都特别注意打出自己的品牌,注意自己的形象宣传。他们是有爱心的,热心公益事业,都非常成功。 我想,当他们的消费者、用户看到他们在这里献爱心,一定会对他们的信誉、他们的产品更加信赖。他们中也有许多感人的事例,我看到穿着藏袍的青海制药厂厂长等一行人专程从青海赶来,向灾区捐款100万元,其中包括20万元现金和价值80万元的药品。这些药品是藏药厂职工加班加点为灾区生产的急需的肠胃药品。他们说,平时都是祖国各地同胞支援藏区建设,现在他们也要把藏族同胞的一片心意献给灾区人民。开会时,我旁边坐着一位来自山东的企业家,他所在的企业已经捐给灾区500万元,他个人也要捐10万元。在极热烈的气氛中,我听到他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你那里还有多少现金?”对方答:“14万。”他说:“都捐了吧。”对方问:“那家里的生活怎么办?”他说:“没关系,咱们再拼命干。”我听着,深深地被感动着。
  总会的工作人员钱钟民同志对我说:“你现在看到的还是很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大多数捐款都是通过电波进行的。”
  他告诉我,从8月12日起,中国邮政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社会宣布,只要你想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汇款单中只要附上邮编和总会的大名就可以了,不必再像普通汇款那样必须写出收款单位的详细地址。这一举措中国邮政已以文件形式下发全国所属单位实施。同时,总会的邻居,中国电信在向灾区捐赠200万元以后,又推出了800810399免费捐赠热线。该号码与中华慈善总会对外公布的8条热线相联,只要拨打这个电话号码,无论你要捐赠还是咨询,电话都是免费的。
  这一措施的最大受益者是捐赠人和被救助者,因为无论多远,它都不会占用捐赠者捐款以外的哪怕一分钱,而这一点一直是慈善总会的渴盼,中国电信的举措则帮助慈善总会完善了这一思想。作为中介机构,慈善总会与捐赠者之间还存在一定距离。在当今社会,捐赠者任何时间与精力的耗费,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捐赠者的情绪,同时这也不符合信息时代的要求,而新的捐赠手段的引进则提升了慈善事业的动作机能,将公益事业推向了更高的层次。我看到了,看到了这一更高层次的新事物,我走进慈善总会那间大约有40平方米的服务中心,那里有4张办公桌,一个前台。在这里工作的大都是来自首都高校的志愿者,其中8位在接热线,两位志愿者往电脑中输入各种统计数据、制表打字,两位志愿者发传真、复印。另外几个志愿者算是机动人员,里里外外地忙活。总会的工作人员也忙进忙出,整个办公室,每一个人都是不安静的。电话铃、复印声、打字声、脚步声,声声不断。
  在赈灾联络组的办公室,我又看到了这里的负责人杨团。已经是下午两点了,她还未顾得上吃中午饭。她是中华慈善总会的副秘书长,在年初张北地震的大救助之后便病倒了。那一刻,她其实还病着,她是靠着药物,靠着一个慈善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靠着她对灾区人民的深厚情谊,在这里坚持坚持再坚持的。
  在总会的日夜里,我看到那里的工作人员、义工,也包括阎明复这常年的“大义工”,常在白天或深夜遇到盒饭、方便面断顿的时候。当我把这一情况告诉我们《慈善》杂志社的社长、天津慈善协会会长陆焕生的时候,正在天津紧张地组织抗洪赈灾募捐的陆会长马上安排常务副会长赵玉衡送去了满满一汽车天津生产的康师傅方便面。
  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是出色的,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是出色的。阎明复会长多次讲:“来这里工作的人,一定要有奉献精神,想要发财的不要来。”他们努力奉献着,为的就是把捐款收好,管好,确保一分不差地送到灾民手里。在这次的紧急救援行动中,总会设立了筹募、救援、宣传、后勤、联络等5个小组,分工合作,确保抗洪赈灾万无一失。为确保大家捐赠的款物不出任何差错,总会特设立了监察委员会,专门请了3位曾经做过监察工作和会计工作的老同志坐镇财务监督,每天进行检查,一笔一笔入账。此外,总会还聘请了国家级审计事务所对捐款落实情况进行公开审计,并向社会发布公告。
  中华慈善总会的这种做法和作风是一贯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得到海内外捐赠者的高度信任。一位50多岁的工程师,星期天从家里出来,骑了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到总会捐款。他对我说,张北地震时他也曾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款。他知道阎明复、吴建国等总会领导几次带队去张北震区。他很郑重地对我说,来这里捐款一定会使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丝毫不必担心会落到贪官污吏手里。那一个上午,只我注意到的这类捐款者就有16人之多。
  那些日子,我也看到了慈善总会的同志们是怎样工作的。面对那么多像潮水一样捐款、捐物的群众,他们好像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很多工作人员一边吃着盒饭,一边还在清点、造册、记录,还在工作。他们差不多都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己的家庭、亲属,都在拼了命地工作。阎明复是非常了解他们的。我就听到阎明复几次很清楚很具体地谈到总会许多同志的身体、家庭和他们的工作情况。每当谈到他们,阎明复,这位饱经风霜老人的那一双慈祥的大眼,常浸满热泪:“大家都这么干,我们这些老头儿能不干吗?”可大家却说:“慈善总会数阎会长年纪最大,身体也不是很好。可他干的工作比我们哪一个都多。我们哪一个也比不上他那样精力旺盛,那样不知疲倦。”大家说的的确是实情。
  那时,我曾跟随阎会长干了大半天。我应该算是还比较年轻的,每天早上还练武术,身体也是很好的。而且,我也并没直接干什么,只是跟着阎会长记录点什么、传个信什么的,可那天我都吃不消了,阎会长却照旧在不停地处理各种事务。那天,阎会长下午两点才吃上午饭——一盒康师傅方便面。
  
  “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
  
  1998年10月11日的理事会上,阎会长讲到这一阶段的工作时说:
  “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正确估计我们在’98抗洪赈灾中的作用。对于来势凶猛的洪水,对于来自群众的疾风骤雨般的捐款、捐物热潮,我们慈善总会的一切建设还不适应这种紧急、热烈、前所未有的形势。幸亏民政部给中华慈善总会派来了15位在民政工作中有丰富经验的同志,幸亏我们原来的一些同志在张北赈灾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但是,我们的其他方面都还不行。原来的8人,加上新来的15人,再加上我们几个老朽走路都一瘸一拐的,怎么迎接和面对这样一种形势?那时侯,每天打进来的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几乎没有一刻停的时候。开始,我们安排了3部热线电话机。3部怎么够用呢?后来又增加了10部,还是不够用的。那时侯,有100多个志愿者相继在我们总会协助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志愿者忘我的工作,我们绝对不会完成严峻、热烈的形势所赋予我们的任务。那时侯,全国2400个邮政局每天都不断地有汇款寄给我们……”
  他特别讲到了邮政总局对中华慈善总会的支持与帮助,同样讲得十分详细。讲到那些志愿者,他更是激动万分。他说:“那些志愿者,真是日日夜夜地干。最初,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志愿者,我想,总有一百五六十人吧。午饭,发盒饭时,180份还不够。许多单位,包括天津市慈善协会这样的地方慈善组织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捐献方便面。我们总会附近的几个饭馆还轮流给我们送饭吃。那时,人家借给我们用的一楼大厅每天每时都堆满了人们捐赠的救灾物资。这些物资必须随时登记随时清理随时打包随时运往灾区,稍微一慢大厅里就没有地方再放新来的物资了。那真是人山人海。公安局怕出问题,给我们门口派了武警车、防撬车24小时值班。我们对面的检察院派干部拿着警棍和我们的志愿者一起值班。每天下午5点钟,银行派武警来押送成麻袋成麻袋的钱。有一天有一个大建筑公司要来250辆大卡车送棉被。我一听急了,他们到慈善总会来必须通过长安街。这么多车一块儿到长安街那还了得!赶快通知,让他们先不要来。可他们那个公司下面的一些单位已经通知不到了,结果还是来了一大批。我们的同志、志愿者们加紧工作,加紧接收,保证能让车来了就走,来了就走。幸亏我们在民族园开了一个接收站。民族园接收了多少物资,具体数字我一时说不出来。接收的善款是800多万元。总会之外只有一个接收站还是不够,就又建了两个。我们的同志起了骨干作用,大量工作都是志愿者干的。所以说那些成绩能归功于谁呢?绝对不能讲我们慈善总会怎么怎么样!我们的确是尽心尽力了,应该说我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应该说我们当中的党员对得起自己的党性,应该说我们对得起灾民,对得起捐献者。但决不能说我们有多大的功劳!别人问我你们做了什么,我说我们只做了收收发发的工作。当然,那些天我们都工作得很累,我有几天累得一到下午4点多钟就感觉到心脏压迫得很厉害,躺倒在床上好一会儿才能恢复过来。”说着,阎会长转过身,指指身边的吴建国副会长,接着说:“我们这吴老弟脸色都发青了。他后来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中又吃错了药,差点没死。那一阵,他的脸像关公一样红。我说,糟了,怎么这个样子了,你赶快到医院治去。大家都拼了命了,包括我们那些志愿者。我们还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志愿者王德林,是地球研究所的工程师。他爱上了这份工作,不愿离开了。他感到他在这儿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的讲话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十分激动,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饱含着真情实感,都说到了人们的心里头。
  他还讲到了赈灾义演。
  ’98抗洪赈灾中,中华慈善总会在广泛发动的同时,阎会长还想到应该与中央电视台这样有重大影响力的媒体合作,更广泛地宣传,更有力地激发大家的热情。他找到广播电视管理总局的主要领导同志,提出和中央电视台一起办一场赈灾义演。第二天,便得到了中央电视台负责人肯定的答复。他们对阎会长说,中央电视台正在准备搞一场义演,不知道找谁来合作,正好你们提出来,就由我们两家办。中央电视台的同志还说,那时侯,广州已经搞了一场义演,湖南搞了一场,上海也搞了一场。因此,中央电视台再不举办义演就落后了。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央电视台一拍即合。阎会长提出,中国红十字会也有一笔钱,也同意捐出来,可以三家联合搞这场义演。于是,就形成了中央电视台、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三家联合的赈灾义演。
  8月16日,“我们万众一心”大型电视义演晚会成功地举办了。全国人民都被那次义演震撼着、感动着。那一段时间里,中华慈善总会共接受了10多万笔从全国各地邮局、银行汇来和捐助者直接上门捐的捐款3亿多元,以及价值3亿多元人民币的捐赠物资。总会还联合全国工商联、中国企业家协会和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募集款物24亿元。1998年我国收到各界募捐总额为72亿元人民币。中华慈善总会直接和间接募捐总额占到全国的2/5以上。这样大的数字对支援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自然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
  还是在那次理事会上,阎会长大声说:“不要说是中华慈善总会发动的义演,这不符合事实。应该是中央电视台联合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发动的义演。尽管我们的赈灾行动比各家早一些,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有影响。《中国青年报》曾搞过一次调查,那以前,中华慈善总会在群众中的知名度是3%……”
  他的这番话,让与会的所有人都十分警醒。中华慈善总会那之后的工作为什么越来越好?毫无疑问与他的这种理念,与他和总会同志们共同打下的坚实基础有关。
  
  “要趁势,要趁热打铁”
  
  在抗洪赈灾最紧张最叫劲儿的时候,阎明复会长和万绍芬、吴建国、陆焕生等总会几位副会长分别带队去了湖北、江西、湖南、黑龙江等地重灾区慰问灾民、考察灾情、发放救灾款物并检查救灾款物的发放情况。中国社会报的记者祝小惠随行,见证了当时的一切。
  阎会长和中华慈善总会的高级顾问贺光辉等慈善总会的几位同志是8月21日晚间到达湖北武汉的。来此之前,他已经安排有关同志把支援湖北灾区的款物运抵这里。一下飞机,他便向苏晓云副省长及省民政厅、省慈善组织的负责同志询问了灾区的详细情况,并和他们商议起这次考察、救援工作。那时,省民政厅已经根据中华慈善总会的要求制定了详细的分配方案和严格的管理措施。已运抵的物资,一套通信器材根据灾情需要和捐赠者的意愿交荆州市,同时用捐款购买500万公斤大米,随同药品、方便面、矿泉水等急需物资发放给洪湖、监利、黄陂等地区的20万灾民。省里的领导还特别介绍了他们发放赈灾物资坚持的三个重点:一是为保江汉平原、保武汉作出奉献的分洪区;二是成片大面积重灾区;三是缺乏生产自救能力的特困户。
  阎会长听得非常仔细,他认同湖北的周密安排和发放重点,连连说:“这样安排很好,是符合捐赠者意愿的。”他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到灾区一线去,和省里同志研究了行走路线和发放的细节。那晚他睡得很晚,经历过太多坎坷与磨难的他很少再有失眠的时候了,可那一个晚上他却迟迟难以入睡,眼前总是有群众捐赠的场面在闪现,耳畔总有洪水肆虐的声音在响动。
  第二天,太阳早早就升起来了,它发威了,似乎是对洪水的报复,烈火似的烧烤着大地,像是要把江水烘干。烈日下,阎明复一行和省里的同志已经到达洪湖市茅江办事处灾民安置点。发放给灾民的优质大米像坚固的堤坝一样整齐地码放着,茅江和从从四乡赶来的数百名受灾群众已经秩序井然地集聚在那里。阎明复激动地望着大家说:“党和政府关心大家,全国的百姓也惦记着你们,纷纷为灾区捐款捐物。我们募集的资金物资将全部用于救济灾民。请乡亲们相信,全国人民会尽全力支持你们渡过难关。”阎明复就只说了这简短的几句话,而后对在场的工作人员说,“现在就开始发大米吧,不要让乡亲们多受晒了。”
  受灾群众中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在炽热的阳光下,阎会长和其他几位领导帮助灾民将大米扛上肩,还不时询问村干部和当地群众:
  “你们眼下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
  “今天是不是每户都来人了?不会有落下的吧?”
  阎会长和大家一起不停歇地帮着灾民尽快把分到的粮食运回家,他常常目送着灾民肩扛着米包步步远去。他那和善的目光中,有同情也有希望,他多么希望这里的群众早一点摆脱灾难,过上正常幸福的生活。
  在这里,他看到了灾难给人们带来的不幸,也看到了大家患难与共、直面洪魔的决心、斗志,切身感受了百姓那能容下大江大河、崇山峻岭的宽广胸怀。
  洪湖、监利……受灾群众谁能忘记那刻骨铭心的一幕!这一年,棉花、水稻长势特别好,许多家庭都做好了丰收的打算。然而,晴天炸响霹雳,民垸分洪了,安宁温暖的家园瞬间变成一片汪洋。男女老少只身撤出,其心境,就像离开撒手人寰的母亲。洪湖市乌林镇沿江村村民张新业说:“我们永远忘不了那一刻——7月25日下午4点。为了保江汉平原,保大武汉,这里扒口分洪。我们民垸堤很扎实啊,扒一次不够,直扒到第三次才够宽度。堤被冲溃,决口骤然展宽,浑黄的江水直扑村庄,鱼池不见了,水在房屋中间汹涌漫过,家具、牲畜不待打捞便冲得不见踪影。到26日零点,水就流满了。我们一村人,最早撤出的老人孩子还带了点烧火的家什,后撤出的人因为仓促,什么也没带,连充饥的干粮也没有。在这种时候,政府保证我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水喝,成建制安置,我们感觉有依靠,心里踏实了。今天,中华慈善总会又送来大米,我们非常感谢。”
  乌林镇宝塔洲村为减轻长江大堤压力,主动扒口分洪,2000余村民弃家住在大堤上。阎明复等同志走进他们的临时窝棚,嘘寒问暖,在一个小女孩家,阎明复掀起米缸盖,看缸里存米有多少,问孩子能否吃到饭,有没有菜。有一户灾民正在煎炸捐赠的双汇火腿肠,阎会长叮嘱工作人员拍下这个镜头,以便寄给厂家,让他们放心。在村支书叶立志的窝棚中,阎会长详细询问了灾民饮水、吃饭、医疗等情况,最后从身上掏出被汗水浸湿起皱的几张百元大钞递给叶立志。叶立志不肯接,阎会长将钱塞进他衣兜说:“你看谁家困难,就给他吧。”
  23日,中华慈善总会一行人来到监利县新洲垸灾民安置点。这里是湖北省最好的灾民安置点这一,灾民住在民政部下拨的防雨篷中,已通电通自来水,有的人正在收看电视。他们领到印有“中华慈善总会”字样的救灾物资十分高兴。一位袒露着黑红胸膛的老汉从拥塞的人群中,挤到阎会长等人面前,抖动着白胡子说:“过去有句话:‘洪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一遭水灾,鄂地千里,尸魂遍野。现在有党中央国务院关心,全国人民支援,我们啥也不怕。”
  捐赠者十分关心的款物发放环节同样是中华慈善总会关心的重点。湖北省捐赠款物发放有严格的审批手续及财务制度,审批后拨至受灾县市,县市及有关乡镇成立了专门的救灾班子,由他们通过村组干部和专门人员发放到灾民手中。在两天半中,总会一行考察了3个县的集中安置点,灾民普遍表示,捐赠款物发放做到了逐户签名登记,张榜(开会)公布,公道准确。特别是目前集中居住,更为公开透明。
  24日,阎明复一行来到黄陂县刘店村,这里集中居住着来自南湖、虹桥两村的50户灾民。集中居住的院落大门口,张贴着数张救灾物资公开榜,各家户主姓名、家庭人口、物资品名、领取时间,一目了然。阎会长等在榜前伫立片刻,频频颔首。阎会长说:“这样做好,最清楚情况的是受灾群众自己,由他们监督发放,公道准确。”
  在监利县容城镇一个集中安置点,阎明复等同志考察完毕举步上车之际,一位灾民满面焦虑,疾步赶来。阎明复停住脚步,问他有什么事,原来这位灾民不慎丢失了“中华慈善总会领粮券”。情急之下,想到找“大官”求救。在场有关人员答应为他查找,请阎会长先上车,继续视察。汽车奔驰,离上一个发放点越来越远,此后两天阎明复的心依然挂念着那位丢失粮券的灾民。他说,对这类事,该想个办法,把券编上号,以堵塞丢失冒领的漏洞。他又一次叮嘱工作人员说:“要保证每一户受灾群众都有粮号啊。”
  在临时栖身之处,绝大多数灾民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只煤炉、一口锅、两只碗。洪湖市龙口镇的赵本申说:“我们这里三年淹两水,1996年扒口分洪,元气大伤,几乎家家负债,今年,每户投资万元以上搞养殖,螃蟹长到二三两,鱼正好上市,水一淹,全跑光了。乡亲们转移出来时,只穿了一身衣服,现在连换洗都很困难。而最忧虑的是房倒屋塌,无家可归。我们盼望政府和好心人帮助我们重建家园。”
  在监利县一处大堤上,一位灾民指着远处浩渺江水中露出的星星点点的屋角说:“那就是我们村,我们天天站在这里看,祈祷房子能坚持住,可是昨天,我的房子倒掉了……”
  灾民们指点泡在漫漫江水中的家,有些难受得想哭。这些时日,他们常聚集在一起,眺望家园。有时一人开始抽泣,直引得男女老少一同掉泪。这家园,他们生活了多年,一砖一瓦都带着熟悉的气息与温度。他们在这里忙碌操劳,生儿育女,度过多少满怀希望的时光,如今却不得不眼看着房子摇摇晃晃地坍塌,就像重病的人要站立不住,而自己却不能上前搀扶一把。
  苏晓云副省长介绍说:“初步统计,湖北省已倒房122万间,损坏280万间,退水时倒房还会增加,直接损失不低于18个亿。再加上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损失就更大了。目前200万人无家可归,四五十万人居住在大堤上。从现在起到明年夏收,灾民的吃粮问题,政府主要通过开仓借粮的方式解决。但重建遮风避雨的住房,困难十分突出。省内要竭尽全力筹措,更希望社会各界像支持抗洪抢险一样,予以支持。”
  在赶赴各灾民居住地的途中,在忙碌一天后的夜晚,阎明复等领导依然精神抖擞。他们研究确定,下一步中华慈善总会将推出“捐献一块砖”活动,工作的重点是呼吁公众帮助灾民解决衣物和重建家园。阎会长、贺顾问同时建议,选择大堤内安全适宜的地方集中兴建灾民新居,一时不能造好全部住房,可统一规划,一家先建起一间,解决过冬问题。这建议与苏晓云副省长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说:“1996年水灾后,我省建立了数个灾民新村。从选址、划宅基地到外观设计,质量标准,均统一规划,效果很好。此次重建仍要这样,考虑长远防洪需要,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让大灾变成新生的开始。”他请慈善总会的领导放心,也请全国的捐赠人放心!
  阎明复赴湖北前,秘书小姬从他家中取出数千元钱,在视察中,这钱几乎悉数捐出。
  在洪湖市宝塔洲,当地干部反映灾区患病人多,医药紧缺。刘元氏等老人向阎明复诉说了疾病带来的痛苦。阎代会长当即从兜里掏出400元钱,分发给几位患病的老人,为他们解除燃眉之急。
  在监利县,阎代会长了解到居住在大堤上的一些妇女缺少换洗衣服,掏出几百元给她们买衣服。
  在新洲垸灾民点,一位居民告诉阎明复,他辛苦几年盖成的新房子倒掉了。阎明复掏出50元塞进他手里,鼓励他重建家园。
  对灾民疾苦,阎会长体贴入微。在宝塔洲,众人步行2公里后,汗湿衣衫,都感觉十分疲劳。阎会长却不倦地与灾民谈话。灾民成正容说,他的腰不时疼痛,怕是犯了老毛病。阎明复耐心地询问他的病况,请随行人员记下他的姓名、地址,准备日后寄去药品。
  后来,阎会长从湖北灾区回到北京,一下飞机便直奔办公室。那时,还是群众捐赠的高峰,他依旧从每天的清晨忙到晚上,直至深夜。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忘记成正容的病痛。他叮嘱并多次询问工作人员,为成老人多方联系,8月30日,成正容收到了一包上海强生有限公司生产的邦迪牌痛可贴和沈阳东陵有限公司生产的特制狗皮膏。
  当洪湖救灾办公室的同志为成正容贴上阎明复会长寄来的膏药时,老人忍不住流下了感激的泪水,连声说:“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阎会长还惦记着我,惦记着我们灾区人!”
  在监利县的一个灾民点,一位优抚对象向阎明复反映,他的伤残抚恤证件被大水冲走了。阎明复当即安慰说,县里留的底子还在,退水后会给你们补发。事后,他又郑重其事地向民政部门转达了这一情况。
  
  ’98抗洪中的阎明复与赵朴初
  
  1998年长江、嫩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时,朴老当时已经是91岁高龄的老人了,身体状况不好,已经住进医院里治疗。病痛中,朴老依旧十分挂念灾情和灾区人民的情况。他注意到阎明复在中华慈善总会发动的“抗洪赈灾的紧急行动”,多次批示中国佛协会有关领导,要积极开展赈灾活动。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举办赈灾书画义卖活动,朴老不顾病体拄着拐杖亲临赈灾募捐现场,给大家讲话,号召人们为灾区的人们奉献。开幕式上,朴老带头捐出6幅作品,共卖得18万元,悉数捐给灾区。在朴老的号召带动下,中国佛教界很短的时间内就通过中华慈善总会为慈善事业捐款4000多万元。
  朴老的家乡,安徽太湖也是重灾区,朴老十分惦记家乡的人民。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朴老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献出来,还想方设法争取更多的支援。当得知那里中小学的重建工作遇到很大困难时,朴老更是寝食难安。
  1998年11月1日,正在慈善总会忙碌的阎明复接到朴老写给他的一封信。他忙把信打开,朴老那熟悉的毛笔小楷即刻展现在眼前。
  
  明复同志:
  兹有一事奉恳如下:我的故乡安徽省太湖县是革命老区,是国家级贫困县。太湖的邻县潜山县也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均受到这次洪水灾害。虽然得到一些救济款,但对中小学房屋和乡村医院大面积倒塌的重建任务,仍有很大困难。希望您大力帮助予以救济。
  又,陈邦织的故乡浠水县,也是革命老区(董必武、闻一多等老同志故乡)。地处沿江地区,这次也遭洪水灾害。来人要求邦织转请有关方面予以救济,只得请您一并考虑给予救济。特此恳请。
      顺颂
    秋安
  
                                赵朴初
                                1998.11.1
  
  阎明复拿着朴老的来信,反复看了两遍,当天就提交会长办公会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决定派总会武丕杨同志即刻赴安徽的太湖和潜山两县进行实地考察。他向武丕杨同志详细交代了要做的事情和应注意的问题。
  武丕杨到太湖和潜山以后,细致、深入地考察了那里的灾情和贫困情况,在倒塌的被洪水浸泡的瓦砾堆一步步艰难地行走,看到被毁坏了的学校,感受孩子们无法上课学习的焦灼,也深入了解了那里人们生活的艰辛、贫困和希望。与此同时,武丕杨在那里还时时处处都能感觉到朴老的存在与影响,总能看到朴老的墨宝,看到朴老对家乡的奉献、捐助,总能感觉到当地百姓对朴老的深厚情谊。朴老的家乡虽然现在还比较贫困,但党和政府十分关心那里的教育事业,那里的孩子也都有勤奋好学的传统。那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我们国家的许多重要部门都有从那里出来的栋梁之材。
  武丕杨考察回来之后,阎明复会长即刻听了他的汇报,及时主持召开会长办公会对朴老提出的问题研究进一步落实的方案,很快就与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商定,援建太湖县寺前中学1800平方米教学大楼;1000平方米学生宿舍楼;重建6所小学;援建县福利院、教育康复楼1400平方米。共捐资200万元。同时,援建潜山县黄泥中学、河镇中学教学楼;援建万涧小学、天堂小学教学楼;兴建县福利院、儿童教育楼。共捐资100万元。
  为确保这一项目的圆满完成,阎明复会长派武丕杨同志再次深入太湖、潜山两县,为的就是确保中华慈善总会的这些援建项目,都严格按国家规定的基建程序进行,确保工程质量,确保一分钱也不乱花,一分钱也不浪费。
  阎明复做这些事的时候并没有对朴老说。这也许是他那时每天做的都是这样的事,实在太忙了。也许是他觉得这本来就是总会应该办,而且应该办好的事,不值得再向朴老汇报、表功。
  1999年2月23日,春节刚过,太阳的光亮又开始变得越来越暖和,越来越强烈的时候,阎明复又接到了朴老的一封亲笔信。信是这样写的:
  
  明复同志:
  新春敬祝健康愉快,吉祥如意。
  感谢您在我的家乡设办了一所中学一所小学,您没有告知我。我是间接从亲友处听到的。太湖县是革命老区,也是国家级贫困县,我曾用先母的笔名先后捐献30余万元,又得项南同志帮助筹得一千余万元。又向计划委员会申请60余万元作扶贫之费,今又得到您的帮助,所谓“饮食教诲”四字都尽了一份力。您们做的一切好事鼓励我今后继续努力为人民服务。
    再一次向您致谢,并祝您“一切善愿志皆成就”。
  
                                 赵朴初
                                    1999.2.25

  阎明复仔细读着朴老的来信,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这封来信中,他又一次看到、感觉到朴老的谦逊,朴老高尚善良的人品和对家乡人民的深厚情感。他把朴老的来信拿给总会的同志们看,对大家说:“这是朴老对我们的鼓励与鞭策。朴老在信中又说到‘为人民服务’,这是多么亲切而熟悉的字眼。快一个世纪了,在朴老独特而又辉煌的人生道路上,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总是那么坚定,那么扎实。现在,已92岁高龄的朴老想着的还是今后继续努力为人民服务。”
  
  “我阎明复算什么!”
  
  长江、松花江流域的水灾频频告急,中华慈善总会的抗洪赈灾还在紧张地进行,年近七旬的阎明复还在为此到处奔走日夜操劳。
  这一天,电子工业部胡启立部长介绍日本的NHK捐助给中华慈善总会10部海事卫星电话,用于长江、松花江大水灾的救援工作。阎明复很高兴,他知道这价值不菲的10部海事卫星电话对水患灾区多么重要。他参加了这个在京广大厦举行的捐赠仪式,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了这件事。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条消息时,阎明复的老伴儿吴克良正好在家看电视。她看见一个人举着捐赠牌和日本友人、胡启立部长站在一起,但这个人有领带没有脑袋。吴克良从领带上认出是自己的丈夫阎明复,感觉这事情有些蹊跷。
  那晚阎明复因为在总会处理赈灾的事情很晚才回家。老伴儿对他说:“你今天上电视被‘斩头’了!只有领带没有脑袋。”
  “是吗?”阎明复只是这样问了一句,还笑了笑。
  是自嘲还是毫不在意?
  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他心里的东西已经很多了。
  这之后不久,他带队去了湖北抗洪赈灾的第一线。他和同志们一起头顶烈日,脚踩污泥,辗转在各个受灾现场,并总是深入到灾民之中。
  正当他为抗洪赈灾忘我地奔走忙碌时,忽然接到总会的副会长吴建国打给他的电话。吴建国在电话中有点不知所措地说:“中央电视台的领导传过来话说,说不同意你带队到灾区发放救灾物资……” 
  阎明复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感到这个事情不是很简单,所以很快就收兵返回了,救灾物资的发放就委托当地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负责。就这样,阎明复也没有忘记向他看望的一位病中的老汉告别,并告诉老人放心,到北京后,他一定尽快把老人需要的药快递过来。
  回北京后,阎明复先安排秘书把灾区老人需要的药找到,并即刻快递过去。然后他就想:“为了我们的慈善事业,为了我们那许许多多热心的捐赠者,我应该向中央电视台表示我的歉意。”
  当时,阎明复还以为中央电视台对他有意见,是因为中华慈善总会去受灾地区发放救灾物资没有事先与中央电视台联络的缘故。
  阎明复在给杨伟光台长写的亲笔信中说:“我们中华慈善总会这次募捐是和中央电视台、中国红十字会共同组织的,可我们去灾区发放救灾物资事先却没有跟中央电视台商量。”阎明复在信中说这是他的失误,是不应该的。
  总会的同志都不同意他们的会长写这封检讨信。副秘书长杨团着急地对阎会长说:“你这样的领导怎么能为这事向一个台长检讨呢?”
  阎明复还是坚持写了,并坚持送到中央电视台。他想自己应该多为我们刚刚发展起来的慈善事业着想。
  中华慈善总会的同志把阎明复写给杨伟光台长的检讨信送到电视台的时候,杨台长的秘书说:“我们台长其实对阎部长没有什么意见,只是……”秘书一脸的无奈,还想往下说,但终于没有说出来。
  后来,从电视台的记者那里传过话来说,中宣部一位领导对有关阎明复的报道有指示,说这样一个被免职的人频频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是不行的,还说阎明复在出风头。
  从那时起,中央电视台就不再报道中华慈善总会的消息。
  阎明复感到问题严重了,他这时又想起了他被中央电视台“斩首”的事。
  就在北京二龙路甲33号7楼,那间正有阳光射入的办公室里,我看见阎明复站在办公桌前,对总会的几位同志大声说:“我阎明复算什么呀?不报道我没关系,可不能因为我就不报道中华慈善总会、不报道中国的慈善事业啊!我决不能因为自己影响中国的慈善事业,所以一定要辞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的职务。”
  说着,他很从容地坐到办公桌前,拿起笔,开始起草打给民政部的紧急报告,提出辞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职务的请求。大家都劝他,说没这个必要。他说自己必须要这样做,说不能因为他这个无足轻重的老头子使中国的慈善事业受到损害。
  ……
  上级领导没有批准阎明复的辞职报告,明确指示他要继续抓好中华慈善总会的全面工作。
  阎明复依旧在为慈善事业努力工作着,为了不辜负捐赠者的愿望,为了需要慈善救助的困难群体及时得到帮助,他不能、也没有时间过多地考虑个人的脸面、得失。他想:为困难百姓办好事、实事,我还是有这个权利和义务的。他还是那样忙碌。
  中央电视台那一段时间里没有报道中华慈善总会的任何消息。可包括北京电视台在内的地方电视台和其他新闻媒体不但没有减少对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慈善事业的报道,反而增多了许多。
  那之后不久的1999年2月,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同志听取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中华慈善总会创办5年来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并特别提到了这次抗洪救灾工作,他说:“尤其值得褒扬的是,在’98抗洪救灾斗争中,中华慈善总会急灾区群众之所急,及时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从海内外争取到了大量的救灾捐赠,有效地帮助了灾区群众抵御洪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一连数月,总会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团结拼搏,克服困难,高效工作,为抗洪救灾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中央分了忧,为百姓解了愁,发挥了民间组织应有的积极作用。这充分表明中华慈善总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战斗集体。”
  紧接着,国务院将“民族团结先进模范单位”这一金子般的牌匾授予中华慈善总会。
  
  黑龙江灾区灾后重建中的慈善援助
  
  1998年9月21日,我随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陆焕生同志赴洪涝灾害严重的黑龙江送赈灾款,落实灾后重建项目。临行前,上午还在天津郊区紧张工作,中午匆匆赶到北京的陆焕生副会长又和很难闲暇,很难安静下来的阎明复会长、吴建国副会长进行了见缝插针的交谈。这时,我才刚刚对这次活动有所了解。
  这次赴黑龙江灾区是为了在那里捐建灾民住宅。带队的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同志。杨副主席说,他是受李瑞环主席的委托去完成此项任务的。同行的除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陈进玉、全国政协管理局长孙怀山两位同志外,还有共同完成此项任务的有关组织的代表。他们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红十字总会副会长孙柏秋、民政部救灾救济司专员张玉秀,还有我们中华慈善总会的副会长陆焕生。
  陆焕生副会长带着中华慈善总会这次支援黑龙江灾区的捐建款1500万元。在这之前,中华慈善总会曾先后给黑龙江灾区送去赈灾款4000万元和价值3500万元的物资。中华慈善总会的慈善目光一直关注着黑龙江的灾民。就在我们准备赴黑龙江灾区的那一天上午,我看到黑龙江省驻北京办事处的两位领导同志给中华慈善总会送去的锦旗。那锦旗上绣着:抗洪献爱心,深情系龙江。当时,那两位黑龙江人感激的微笑和阎明复会长、吴建国副会长一往情深的表情至今还常在我眼前闪动。
  由北京飞住哈尔滨的班机是下午5点40分,将近5点半的时候,杨副主席才风尘仆仆地匆匆赶来,听全国政协的同志讲,杨副主席刚刚结束对南方灾区的慰问考察,几乎没有停下休息,便又踏上了北去的征程。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杨汝岱同志。这位已经72岁高龄,曾担任过10年四川省委书记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总是一副精神饱满的样子。他个子不高,声音洪亮有力,从平时的言谈话语中就可以感觉到他对人民群众怀有很深的情感,是一个有慈善仁爱之心的善良老人。他头脑清楚、思维敏捷,而且善于思考,有着很强的洞察力。在黑龙江灾区的两天里,我们每天都要赶三四百公里的路,查看灾民新村选址的情况。
  在大水过后的黑土地上,杨副主席走起路来,脚步既急切又稳健,既深沉又有力。在颠簸的“面包”车里,他也常大声地与大家侃侃而谈,一点也不像年逾七旬的老人。
  我们在灾区或坎坷或平坦的路上穿行。好像就在昨天,嫩江、松花江流域那罕见的铺天盖地的特大洪水正在这里肆虐,给这里的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一直惦记着这里的灾民。他知道这里有些村落被淹严重,需集体迁移、整体新建。他想到的不单是灾民眼前的生活,更考虑到他们今后的建设和发展。他提议由全国政协牵头联合中华慈善总会等有关单位,在黑龙江受灾严重的地区捐建4个有发展潜力的新村庄,捐赠2000套有一定档次的新住宅给那里的灾民。瑞环主席带头捐献了自己积蓄的22500元。这是灾民一套新宅的费用。人们都知道,许许多多的人还有着亲身的体验,作为我们党高级领导干部、国家领导人的瑞环同志心里时刻都装着普通的百姓,装着人民群众。对于我国的慈善事业,瑞环同志一直十分关注与支持。这一年5月,在我国惟一的慈善文化期刊《慈善》杂志创刊、在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时候,瑞环同志欣然为杂志题词:“慈心为人,善举济世”。在此之前不久,瑞环同志在会见台湾佛教界人士时,还特别讲了“慈善”,提到抗洪救灾时,大家积极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捐物,并深刻指出:“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压不垮、打不散,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具有悠久而强大的文化纽带。”过去,在瑞环同志担任天津市市长期间,现在的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陆焕生同志是分管政法等方面工作的副市长。从那时起,瑞环同志心里时刻想着群众,永远为人民办实事的思想和实践就一直深深感染和激励着陆焕生。从黑龙江灾区回来后的一个早上,陆焕生再一次见到老市长时,老市长又一往情深地与他谈起了这次对黑龙江灾区的慈善救援。
  在黑龙江灾区的那几天里,遵照李瑞环主席的指示精神,杨汝岱副主席一行人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省政协的安排下,先后到了哈尔滨道外区前进乡汲家屯、大庆市杜蒙县巴彦查干乡王府村和齐齐哈尔达斡尔民族区亚尔赛乡哈拉村。在去这几个村庄的路上,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马国良同志不停地向杨汝岱副主席一行介绍着黑龙江军民抗击洪水的情况。大家看了那坚不可摧的大堤,看了公路旁尚未清理完毕的子堤,似乎又听见了哈尔滨军民英勇抗洪的号角。大家看了洪水尚未退去的田地、村庄,看了被洪水冲毁的房屋、庄稼,心里比那护堤的岩石还要沉重。大家看了黑龙江人民克服困难重建家园的壮举,看了未被水淹的庄稼正面临特大丰收,一种欣慰的心情又油然升起。汲家屯已经在眼前了。它位于松花江北岸,铁路桥北侧,处在该桥扩孔分洪区内,全村400户被淹损失极为严重。杨汝岱副主席与同去的几位同志和黑龙江的有关领导正规划着新的村庄。新村址选在哈市江北202国道西侧,这里的地理位置是较为优越的,一定会有利于今后的经济发展。离开汲家屯,我们的汽车至少又颠簸了五六个小时,才赶到巴彦查干乡的王府新村。这里是蒙古族聚居地,历史上为王爷府所在地,东面是牧场,西临乡政府,南临向阳湖,乡与县的公路通过这个村子。捐建的新村集中两个被淹的村屯,共500户,有2万亩水面的渔场,2.7万亩耕地、1万亩草原,还有天然的高尔夫球场。在这里,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新村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到齐齐哈尔哈拉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这里是达斡尔族聚居地,大洪水中6个自然屯全部被淹,402户的房屋全部被毁。这里和泰来县托力河乡青冈村都正在建设之中,所有新建的村屯都将有非常合理的布局,有居住区、商业服务区、文化教育区、乡镇企业区;一律使用自来水,下水按户建设沉井式化粪池。新村还特别注意生态环境建设,树多,实行人畜分离,柴宅分离,寓民宅于优美的自然环境这中。新建村十分重视发挥各村的优势,发展特色经济、路边经济,并进行开发式建设。少数民族村都将具有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文化特点和适应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特殊要求。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了各自的住宅单体设计效果图。真漂亮呀——那不久就会耸立在这片土地上的村民住房。大家都异常兴奋和激动。
  我看见中华慈善总会的陆焕生副会长正和达斡尔族的村民热烈地交谈,他们就站在新村的规划图前。这位水利专家出身的领导,此刻真是感慨万千。过去,他曾多次组织领导防洪抗洪。现在,他又几乎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我国的慈善事业。他知道自己代表着千百万善良人们的愿望。他可以高兴地告诉大家,中华慈善总会的捐款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全国工商联的保育钧副主席一定会把这里的情况告诉那些无私奉献的企业家,他这次带来的善款几乎全是这些企业家个人的捐赠。在抗洪赈灾的紧要关头,他们所在的企业都曾有过许多捐助。
  红十字总会孙柏秋副会长对一个达斡尔族的小朋友说:“你这件小西服真漂亮呀!”小孩子说:“发的,全是政府发的。”他指着自己从里到外的装束。这位极富母爱之心的医学教授会心地笑了。在抗洪赈灾中,中国红十字总会做了大量工作,就在我们赴黑龙江灾区的那些日子里,经他们介绍的国际红十字会的考察组也正在那里。
  ……

1998年,中国北京和河北、山西、宁夏、新疆、四川、重庆、贵州等22个省份
  

    这一年中华慈善总会组织实施“烛光工程”,这一慈善项目得到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其本身也是我国慈善事业在高层次上的一个发展。
  
  2000年初的一天上午,北京。
  阎明复会长对我说:“我有两条没盖过的新被子,你帮我给王文亮老师寄去。”
  我一愣,心里琢磨:“王文亮是谁,我真的认识吗?”看阎会长那表情,王文亮好像是我的朋友似的,可我竟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忽然,我瞥见他办公桌放着2000年第一期《慈善》杂志,恍然大悟。
  这一期的《慈善》,我们编发了一组介绍乡村贫困教师情况的稿件,其中谈到了山西静乐县双井小学的王文亮老师。作者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这位当了20年民办教师的大专毕业生,明年终于可以转成公办老师了。在他的宿舍里,他指着床上的被子说:“不瞒你说,我们一家6口,只有4床被褥。晚上,我就和在这所小学上学的儿子盖一床被子。”
  我很少见四十多岁的男人流泪。王老师哽咽的嗓音有些说不成句:“20年了,就这么过来的。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就是我给人家当牛做马,难道还给老婆孩子挣不出一条被子?”
  我不信,就偷偷跑去问他上二年级的儿子。小家伙听完,表现出一百个不满意:“我爹晚上睡觉不老实,老是把我挤下床。”
  ……
  我是前天才把这一期的《慈善》带给阎会长的。显然,他仔细看了这篇文章,并被深深感动了。
  他是一个感情丰富、极易被感动的有心人,常常被别人的事情感动着,常常惦记着别人。
  总会烛光工程办公室的王晓莉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她第一次到山西静乐县调查贫困教师情况以后,她向阎会长汇报情况,其中讲到有一位非常好的教师,家境十分艰难。天下着雪,大地到处是冰凌,这位教师却没有钱给自己5 岁的儿子买一双鞋子。孩子的脚已经冻肿了,疼得直哭。一天,孩子的母亲带着孩子从一个店铺门前走过,孩子蹲在那里不走了,哭喊着让妈妈买一双棉鞋。买一双那样的棉鞋只需要5元钱,可孩子的母亲、那位教师的妻子却无法给自己的儿子买一双本来无论如何都应该买的鞋子……王晓莉说,阎会长非常专注地听她的汇报。这时,她注意到阎会长的眼圈有点发红。
  一个月以后,王晓莉又要到山西静乐县了。临出差前的那天下午,阎会长走进王晓莉的办公室,从自己衣兜里拿出500元钱,对王晓莉说:“你把这钱给那位老师,让他给孩子买鞋穿。”
  王晓莉说,当时她非常惊讶非常感动,没想到一个月了,阎会长竟还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这之后不久,阎会长又批示,由慈善总会出资5万元,给静乐县所有贫困的孩子们每人买了一双10元钱的棉鞋,必须赶在春节前送去。
  这些,只是烛光工程中的小插曲。
  几年来,在那些美丽却还是贫瘠的山村,有多少艰难地执掌着教鞭的教师,因中华慈善总会的烛光工程,而得到了经济上的帮助,精神上的抚慰,业务上的提高。多少农家子弟因此摆脱了愚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中华慈善总会的烛光工程得到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其本身也是我国慈善事业在高层次上的一个发展。
  关于总会的烛光工程,我曾前后多次听阎明复会长讲过它的来龙去脉。
  阎会长还清楚地记得北京电视台年轻的女编导赵燕英。他告诉我,赵燕英和她的几个同事,还有一些热心的社会人士是烛光工程最早的发起人。
  原在国家科委某研究中心当主任的武欣欣教授曾向赵燕英他们提供了一些农村贫困教师工作、生活的情况,建议他们去拍一部专题片。武欣欣教授的一位朋友,曾在河北保定山区当过农村教师的美籍华人,当时已经向保定地区的120名贫困教师捐助了3000多美元。
  赵燕英他们很快就下到保定山区了。他们翻山越岭,含着热泪走访那里的农村教师、学生和村民。走访中,赵燕英还写了一篇催人泪下的采访手记。
  采访手记这样写道:
  臧永彬老师住的那个小山村,满城县长角台,算得上是山清水秀。两座有模有样的大山中间,流淌着一条水清见底的小溪,百十户人家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清溪两岸的山坡上,苹果梨枣、柿子板栗,各色果树点缀其间,如果是夏天,一定是个避暑消夏的好去处。看上去,当地村民们的日子过得好像还不错。
  我们问村里的老乡,臧永彬老师住在哪儿?“好找,你们看谁家房子最破,就是他家。”待被臧老师引进他的家门,我们顿时惊呆了:这哪儿是人住的地方?几十年烟熏火燎,四壁和房梁黑得像锅底,满地堆着些破烂家什无处下脚,除一盘土坑和锅台别无家俱。都快进九了,窗户纸还没糊过,寒风吹动着破窗户纸,就像一群白蝴蝶在风中飞舞……天哪,这一家4口人两大两小都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站在那儿呆看着,鼻子直发酸;摄像老王喃喃自语:“老天爷,太惨了,真是太惨了……”
  还没等我们说完来意,臧老师的眼泪就开始扑簌簌地往腮边落,听这里长角台学校刘校长的介绍,臧老师是这深山沟沟里一位少见的优秀教师。他从1970年开始当农村教师一干就是25年,3次被评为全保定市的优秀教师,差不多年年都是县的优秀教师,各种奖状、证书一大摞。特别难得的是,他亲手教出的一个学生杨兴华,一个穷山沟沟里的农民娃娃,居然得了1995年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三等奖,同年又获得华罗庚数学竞赛二等奖,这在全国的大城市里也算是很杰出的成绩了。没有人能计算得出,臧老师为之付出了多少心血、辛劳和汗水。他爱人是半个残疾人,干不了什么活,家里、地里全靠臧老师一个人。可他一心扑在教学上,就连放农忙假时他也不放假,白天黑夜给学生们补课,只能趁学生们做作业的一小会儿功夫,赶紧跑上山割上几把麦子背回家。“你们看他家里那个乱糟糟的劲儿,就知道他忙成什么样”。
  可就这么优秀的一位乡村教师,每月拿多少钱呢?最初才几元钱,逐年一点一点长,去年(1995年)才刚刚长到每月160元。除了供养老人(他父亲前年刚过世),还得供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上学。本来这日子已经快要过不下去了,兄妹俩必须有一个辍学,两个孩子都非常懂事,你推我让,最后因为哥哥考上县城重点中学,妹妹就忍痛作了牺牲,去保定棉纺厂打工。谁料到,祸从天降,雪上加霜,儿子臧小广因为家里穷总被人讥笑,他性格本来就内向,心里有事不愿透露,从小兄妹感情特别好,妹妹又为自己上学去打工……这些事总是困扰着他,思想长期压抑,前年得了精神病,被五花大绑从县城送回家来。
  “真像五雷击顶啊,这不是家破人亡了吗……”,臧老师流着泪诉说。“孩子有病跑到大山沟里去了,我急忙去追他,山路陡峭极了,可我心里只想着一定要找到儿子,想:这可是要家破人亡了啊!我觉得自己也要疯了,精神马上就要崩溃了。我站在山崖上大喊……喊什么,我喊:老天爷啊,你太不公平啊,我可是个大好人呐……为什么…你要是再逼我,我就不活了,跳崖了……。结果大山有回音,好像是在向我说:不要!不要!不要这么做!我赶紧又去找孩子,把孩子找回来,找钱给孩子看病去”。
  “孩子送到保定住院,花了好几千,都是找亲戚老乡们借的。到了头春节,又该交钱了,没钱就不给治了。我满村子转找人借钱,借不出来……都知道我还不上。没钱治我这孩子就算完了……就在这节骨眼上,武先生转来的那250元钱到了。这时候,别说250元,能借给我25元也是好的啊!”刘校长告诉我们,当时臧老师真是流着眼泪接的这笔钱。
  我们问他,“听您的学生杨兴华说.你儿子病的那些日子,学生们常看您在办公室低着头一个人发呆,他们心里都很难过。您心里一定有很多很多苦……”“可以说很多,不过我也不想都倒出,都倒出来显得我太脆弱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老讲我的穷也显得我太没本事了。有时,我有一个信念,再不行也得活着。总的来说当民办教师虽这么穷,但我精神上是富有的。只是生活条件差点,房子破点,穿得破点,吃得差点,也就是这个吧!但我的精神很丰富,不知哪个语言学家把老师说得太好听了,说老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我也感到挺荣幸。再说,孩子们和家长对我还都不赖,我爱孩子们,他们也爱老师,所以我觉着再苦,当老师心眼里也觉着光荣。民办教师确实不容易,整顿五次,可以说我是特别幸运的,每次都保留着了,可筛下去,整顿下去的民办教师,现在哪个都比我富,都成万元户了!有时我也想,共产党啊,从开始参加工作,我就教育孩子热爱你,可是,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一天天是怎么活的?从参加工作到现在,我算了一下,将近有1000来人受过我的教育,成才的占大多数,没有犯法坐牢狱的,我认为这是我为党做的贡献。当然比焦裕禄特别是雷锋差远了。作为党员不能摆资格……”这五尺的汉子,一边诉说,一边用他那像老树根般粗糙的大手不停地抹着泪,我们也都陪着他流泪;摄像老王泪眼模糊,我真担心他还能不能看清镜头?我极力控制着自己,一边心里默默地说,臧老师啊,你哭吧哭吧,把你满肚子的苦水和委屈都倒出来吧,这样你心里会好受些……
  臧小兴,臧老师的女儿,18岁,哥哥发病时她正在保定棉纺厂打工。“我听说以后赶紧请了假跑到医院看我哥。医生们都说他病挺重不让我看。医生越不让我看,我心里越害怕……”说到这儿她一下子哭出声来,“我觉得我挺对不住我哥的……”“为什么呢?这跟你没关系呀!”“我觉得我没照顾好我哥哥,我爸爸是个老师,他在学校里有学生,对我们兄妹俩关心不是太多,我哥哥有什么事,可能他忽略了……我妈妈一个人在家里挺孤单的,如果我哥哥出点什么事,我爸爸又老不在家,我妈妈会怎么样呢……我哥哥从小性格内向,心里有事就憋着;我们兄妹感情特别好,他有话只跟我说,我不在他身边,在保定,他心里的话跟谁说去呢?我想要是我在家,他的病可能不会这么重……我觉得对不起我哥哥”。“这不愿你,都是因为家里太穷……会好起来的,你看这么多人都在关心你们,帮你们,你哥哥病会好的”。“是,他现在好多了,差不多全好了”。“小时候你爸爸对你们好吗?讲讲对你印象最深的事?”“我小时候,有一次烧得挺厉害,我特别想让我爸爸在身边陪着我,可是我爸爸呢,还是上班去了……我小时候就认为我爸爸是坏爸爸,不是好爸爸……后来呢,等我长大了,才理解我爸爸。不光我是他的孩子,学校里的孩子们也都是他的孩子……”
  多好,多懂事的孩子啊!我心里暗暗赞叹。就因为爸爸当乡村教师,家里穷成这样。刘校长告诉我们,村里除了一户残疾人(男的是瞎子,女的是聋哑人),全村数臧老师最穷。
  可小学校学前班缺个老师,跟臧小兴一说,她高高兴兴又干上了这一行,代课老师,每月才拿100元。“我觉得,我爸爸虽然挺苦,但他的工作挺伟大的,也就是像我这么大,他就从事教育工作,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的确给我们山村出了力了。”她说。在给她爸爸录像的时候,天黑已经好久了,我们看见她和残疾的母亲站在院子里,母女俩在山村夜晚的寒风中紧紧依偎在一起。小兴用双手温柔地抚摸着妈妈的手,轻轻地揉搓着。我们看了真是又感动,又心酸!
  我们的车开动以后,我从车窗玻璃望出去,看见臧老师一家捧着我的朋友们捐给他们的衣物,在寒风中一直目送着我们。我悄悄抹去眼角的泪水,心里默默祈祷着:可敬的臧老师,但愿你以后不再穿脚上那双露趾头的破布鞋,但愿有一天你们全家人能像城里的普通人家那样,住在温暖的,不透风又不漏雨的房子里,在明亮的灯光下围坐在一起快快乐乐地吃晚饭;可爱的小兴,我多希望你哥哥的病从此不再复发,你疼爱的妈妈和你挺伟大的爸爸能有一个舒心的晚年,而你呢,我多希望你会像你爸爸给你起的名字那样,从今以后高高兴兴,再也不用为自己的前途,为家里的亲人担心害怕……你们会吗?会的!我深信,我们会咬牙拼命,把这个《烛光工程》坚持做下去、做下去……
  这只是赵燕英记述的那些贫困的乡村教师情况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一个缩影。
  1995年底,赵燕英和她的同事们拍摄了一部很真实、很生动、很深刻、很感人的电视专题片——《拨亮烛光》,介绍了山区贫困教师的情况,令观众难以忘记。他们是含着辛酸的眼泪,用人世间最崇高的慈爱之心,以比他们翻越的大山还要厚重的责任感,拍摄完成这部不同寻常的电视纪录片的。拍片子是需要钱的,很多很多的钱。按常规,要找有钱的企业赞助,而拍这部电视片的钱则是他们和朋友共34人,每人掏3000元凑齐的。他们不是名声显赫的人,也不是腰缠万贯的大亨,他们是工薪阶层,一群拿工资的普通人。他们为什么会乐意这样做呢?这正如赵燕英同志说的:“我们想向全社会传达一个信息,一种信念:当我们向那些可敬可爱却又生活得十分艰难的山乡教师们伸出援助之手,献上一份爱心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帮助了他们,也实实在在是拯救了自己。通过这样的行动,唤起了我们心中的真、善、美。”
  阎明复和慈善总会的同志们一直清楚地记着这些“小人物”,一直敬重着他们。他告诉我,就是这样一批关注中国教育事业,忧虑中国农村教育落后状况的社会人士发起了旨在帮助中国农村的贫困教师,特别是其中最贫困的农村非公办教师,减轻生活困难,提高业务素质的民间社会公益事业——烛光工程。
  烛光工程经过三年多的艰难筹备,于1998年4月由中华慈善总会正式启动。由于此后不久后,我国长江、松花江流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由于阎明复和中华慈善总会的同志们全力以赴抗洪赈灾,烛光工程未能真正全面启动,但阎明复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同年11月,经他联络、斡旋,世界宣明会与中华慈善总会签订协议,成立了烛光工程项目办公室,共同推动烛光工程在海内外的运作实施。
  1999年夏天,我曾请阎会长介绍他与烛光工程,可他谈的却都是总会的副会长张万欣和烛光工程办公室的主任王晓莉。
  他介绍说,“烛光工程由中华慈善总会全面启动以来,一直由副会长张万欣同志负责。张万欣是位很有成就的教授,原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企业之一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老总,现在还是全国政协委员。”阎会长还特别介绍说:“张万欣同志是一位极富爱心的共产党员,专家型的领导干部,对烛光工程有着很深刻的理解。”
  在慈善总会,我见到过张万欣副会长。他个子不高,方脸、大耳,一双眼睛黑亮亮的挺有精神。慈善总会做项目遇到经济、技术方面的问题时,阎会长也常常要请他来。
  阎明复说,关于“烛光工程”,张万欣同志有许多精辟、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万欣同志打过这样一个比方:我们在山区见到一个需要抢救的病人,面对病人,我们是一味埋怨这是政府该管的、医院该管的,喋喋不休地说政府的救护车应马上来,还是在救护车没来之前赶紧搭一把援手?我们显然应该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帮助,不能袖手旁观。对于教育,我国党和政府每年都有大量的投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很快的,但相对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特别是在我国的一些贫困地区,教育落后的状况是十分令人忧虑的。中国的人口占了全球人口的1/5,中国的农村人口则占全国人口的70%还要多。目前,我国有农村教师约640万人,他们担负着中国教育60%的重担,支撑着中国九亿农民的希望与未来。由于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他们中的一部分,特别是贫困地区上百万非国办教师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很差,年收入仅千元左右,甚至更少。他们得到的社会关注很少,业务水平亟待提高。由于种神原因,农村教师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在不断流失,有些地区甚至因此出现“空壳学校”(有学生、有校舍,却没有教师)。党和政府是关心这些教师的,但有那么多的事,国家又不可能一下子把他们的问题全都解决了,而我们占大多数的,在改革开放中变得较为富裕的人们,是有能力有条件有义务去帮助他们的。而这正是我们慈善组织应该宣传、组织、发动的,即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愁。我们大家,特别是我们这些宣誓过,要使人民富裕起来的共产党员,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是应该多为社会做些善事的。万欣同志就是这样不断地说服别人,也说服自己。几年前,万欣同志就联络了他在大学时代的一些同学共同捐助20万元,在河北省易县捐建了一所学校。学校的许多设备都是现代化的,万欣他们一直关心着学校的教学,尤其关心对教师的培养与帮助。万欣同志曾告诉大家,1996年联合国曾对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做了一次调查,他们通过这次调查,把财富的比例做了如下分配:现有资源占12%;自然资源占24%,其余64%是人才、知识等社会各种无形的资源。万欣同志说,救急救不了穷,要帮助那些贫困地区的人们,关键是耍帮助他们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就要有人才,人才的培养是要靠教育的,而教育的关键又是教师。贫困地区要彻底脱贫,一定要有自己的人才,一定要把培养人才的教师问题解决好。万欣同志对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学校较为熟悉,他说,要论学校的条件、学生的质量,我们的北大、清华一点也不比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差。差就差在我们教师的质量上。人家那样的大学里都有几个获诺贝尔奖的教师,就是没获诺贝尔奖,在研究成果上也是世界领先的。他们对教师是十分重视的,比如学校里的停车位,最好的就是给获诺贝尔奖教师预备的,别人包括校长也是不能占的。万欣同志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讲,中华慈善总会的“烛光工程”,从现在看,是非常必要的,从长远看,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对“烛光工程”的许多工作,万欣同志也是殚心竭力、高度负责的,尽管他现在其它社会工作还很多很多。“烛光工程”在中华慈善总会启动的时候,民政部的一些同志已经到总会工作了,他们对慈善救助工作是熟的,都有许多好经验。负责这个项目的部门负责人张心国就是其中一位。阎明复说:专职从事烛光工程的王晓俐是烛光工程的项目办公室主任,她和这个项目的发起人赵燕英同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都是非常善是的好心人。赵燕英在北京电视台的工作任务是很繁重的,不可能有许多时间做这项慈善工作。“烛光工程”交由中华慈善总会全面启动以后,需要有一位专职的工作人员。赵燕英希望王晓俐能来,她们在一起倾心交谈,有一次竟谈到凌晨四点。王晓俐原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出版社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后来又开办了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了解了“烛光工程”以后,她被那些在困境中的乡村教师,被那些热心慈善事业的好心人深深感动着,毅然关闭了自己的广告公司,全身心地投入到“烛光工程”中来。
  在这以后,我听阎会长与别人谈起烛光工程的工作,还很具体地讲到了王晓俐工作的主动、负责、严谨,没有机关的官气等。作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能这样了解下属,能这样知人善任,真是难能可贵。
  阎明复说:“为搞好这项工程,我们这些同志夜以继日、东奔西跑,一边搞好各种宣传,一边开始为项目筹募善款,采取发放生活补助、奖励优秀教师等方式帮助农村贫困教师。”
  “烛光工程”全面启动后,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教育部长陈至立亲任名誉理事长,在有关政策和业务开展方面给予指导;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及各新闻媒体在宣传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毋庸讳言,烛光工程全面启动以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做了许多宣传,但募捐的情况并不理想。一些在慈善界很有些威望的同志,对是否应该在这个方面立项产生了疑问,慈善机构内部也颇有些微词,但阎明复却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个项目,对帮助农村贫困教师充满了信心和永远不会改变的情感。
  为搞好劝募工作,阎明复还亲自写了一份“烛光工程”的劝募书。
  全文如下:
  请允许我以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的名义,向全世界的华人同胞,以及世界各国各族一切富于同情心和责任感的各界人士,发出以下呼吁:
  请奉献您宝贵的关注和爱心,帮助中国贫困的农村教师!
  热忱欢迎您加入中华慈善总会烛光工程的志愿者行列!
  烛光工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慈善事业。身处在中国偏远地区的农村贫困教师,收入很低、生活困窘、工作条件恶劣,他们无力改善自身的处境,亟待社会的关怀和援助。从这个意义上说,烛光工程当然是一项慈善事业。但是,与一般的慈善事业不同,农村教师不是弱者,不是社会中的最弱势群体,恰好相反,他们是农村中最有知识、最有能力、最优秀、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人群之一。他们承担了中国整个农村基础教育的重担。他们对社会的巨大贡献,无论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
  一位农村教师,在他辛劳的一生中,使几百、上千名农家子弟受到基本教育,从而往往决定了这些孩子们一生的命运。因此,烛光工程认定:“帮助一位农村贫困教师,意味着使成百上千的农家子弟摆脱文盲愚昧。”烛光工程,是一项具有成百、上千倍的放大效应的慈善事业、社会公益事业。
  教育的极端重要毋庸赘述。教育是百善之源,教养不良则是百弊之根。教育不仅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更重要的是──教育、唯有良好的教育,能够为每一位公民铺设一条宽广大道,引领他获致足够的鉴赏力,去享受整个人类几千年文明史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精品,使他有机会拥有一个精神充实、眼界开阔、人格高尚、自身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和提升的美好人生。总而言之,良好的教育使人成其为人,使国家成为值得为之自豪的国家。
  中国农村教育的落后,该是众人皆知的不争事实。假使一定要追究其责任的话,我宁可认为,我们每一位公民都有或大或小的一份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人的明训,不但适用于今天,并且应该说,它适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社会的好与坏,事无巨细,人人有责。如果公民们习惯于冷漠和推脱责任,一个社会要变好确定没有指望。如果有足够多的公民不仅仅关注一己的私利,也能够积极关心社会的进步和他人的苦乐悲欢,这个社会要想不变好恐怕也难。一支烛光当然不够明亮,但有谁能说,它就不能驱走黑暗、恐惧和沮丧!
  相信您会有兴趣了解或愿意参与烛光工程“拨亮烛光万人助教行动”。
  
  谨致
  诚挚的谢意!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
         阎明复
  
  1999年初的一天,王晓俐向阎会长汇报说,张艺谋刚刚拍摄了一部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问是否可以以阎会长的名义给张艺谋写一封信,约请他谈一谈,请他加盟对烛光工程的宣传。
  阎明复欣然同意,高兴地说:“可以,当然可以。”
  张艺谋很快就回了信。对阎明复,他是很敬仰很信赖的,尽管他和阎明复还没有过直接的交往。
  1月28日,阎明复、王晓俐等与张艺谋在一个小茶园见面。
  他们像老朋友一样握手,像老朋友一样热烈交谈。
  阎明复向张艺谋介绍了农村贫困教师的情况,介绍了中华慈善总会的烛光工程。张艺谋被阎明复对贫困教师那异常深厚的情感和对慈善工作深入、透彻、深刻的了解深深感染着。他对阎明复说:“我来自农村,出身农民。我也特别了解他们的情况,帮助他们是我责无旁贷的事。希望你们把这件事做大,像希望工程一样大。你们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此后,张艺谋积极为慈善事业,为烛光工程做了他所能做的,并不断在做。
  在阎明复的主持下,总会的领导和烛光工程的名誉理事长、教育部长陈至立又找了广电总局和中影公司,几方商定:从4月18日到5月5日,张艺谋率剧组先后在北京、天津、广州、上海等11个大城市举行首映式并与观众见面,首映式的票房收入全部捐助烛光工程。该影片在全国发行的所有拷贝前面,加映1分钟的烛光工程公益广告。5万张宣传海报和50张宣传卡片上,都标示出烛光工程的内容。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上海电视台、重庆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都发布了烛光工程的公益广告。
  谈到这些,阎明复总是要谈到副会长吴建国,说那些日子吴建国同志多次与广电总局联系,对烛光工程的成功宣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烛光工程的宣传、启动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慈爱之心。海内外企业关注、支持烛光工程的越来越多。一个很有些影响的证券公司捐出了一天的营业收入,一个知名企业捐献了1000台电脑。日本的一家航空公司在北京——东京之间的班机上专门为烛光工程设立了捐款箱,动员乘客把零钱捐献给烛光工程,帮助那些令人尊敬的乡村贫困教师。阎明复对这个航空公司老板也当过乡村教师的特殊经历很清楚,常常介绍给人们,介绍他们这项特别的慈善义举。美国的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与中华慈善总会携手,共同举办“心心相印,书送爱心”公益活动。阎明复对这一活动也给予了许多的关注与支持。2000年的一个早晨,我曾参加过总会和麦当劳公司在天津南楼一家麦当劳食品店举行的捐赠仪式。那天,我不但看到了像南开大学这样的许多单位的义举(南开大学那天捐赠了《英汉对照迷你手册》、《六用成语词典》、《英汉双解最新学生多用词典》等许多好书,总价值35000元),而且看到了许多城市的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为贫困地区的小朋友们捐献崭新的自己喜爱的图书。中华慈善总会和麦当劳公司用这许许多多捐赠来的图书,在全国,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建立300个“烛光图书室”。这些图书室既丰富了贫困乡村学生的学习及业余生活,又对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丰富教学内容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还使得城乡学校之间、家庭及孩子之间可以互通有无,共享教育资源。
  来自民间的对烛光工程的捐助,充分表现了普通群众对农村教育的关心。烛光工程启动初期,曾在四川西昌一所小学任校长的一位老人就捐赠了自己积蓄的3000元钱。对于教师他是熟悉的,是极有感情的,也深知为在困境中的乡村教师提供帮助有多么重要。一个青年工人所在企业,常常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可他还是为烛光工程捐助了他一个月仅300元的工资。一位老将军的女儿捐出了父亲生前省吃俭用留下的几万元钱,以此告慰父亲的亡灵。在烛光工程办公室,像这样令人感动不已的事例几乎每天都能遇到。我们的《慈善》杂志刊登了阎明复写的文章《烛光工程的前后左右》和一位记者关于乡村贫困教师窘况的报道以后,不断有读者通过我们向烛光工程捐款。那一阵子,我每周到慈善总会,都要带着读者的捐款。我还看到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系的全体学生写给阎明复会长的一封感人至深的来信,还有他们交给阎会长的1000多元的捐款。
  他们在信中写道:
  我们是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来自农村。农村曾经很苦很穷,也曾经几乎没有什么学校。今天,来到北京,来到了这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上大学,我们多幸福啊。我们心底满是对党、对国家无尽的感激,和对在贫寒与孤寂中数十年如一日辛苦操劳却至今无悔的教师们深深的敬仰。
  有一名同学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在广西百色老区有这么一位乡村民办教师,为了给学校那漏雨的稻草屋顶换上瓦片,爬山挖草药以换钱,却因疲劳过度失足摔死!临死前只有一句遗言:“把我那张床卖了吧,多换几块瓦片……”那一刻,我们泪流满面。
  蜡炬成灰泪始干。教师的无私奉献恰似烛燃,为人类普照光明——或许,烛光工程也正取其意吧。在学校里,我们开展了一个小小的活动,为烛光工程捐集到了这一千多元钱。钱不多,但,是我们的心意,是56颗滚烫的心。
  阎会长,我们崇敬您,我们愿意把它交给您,再由您转交到任何一位需要它的教师手中。
  阎会长,我们可不可以提个小小的要求:
  最好直接给老师买些必需品。老师心太好,一定又舍不得花,一定又要把钱用到学校去。我们理解他,可他自己太苦了!
  我们能做的太少,我们的力量太小,可我们会长大。我们紧紧相握的是56个民族的手。我们会尽力的。若干年后,我们或许会回到西藏、新疆、广西、云南……或许我们会经商、从政、也可能成为一名教师。无论怎样,我们会永远支持您,支持烛光工程!
  阎会长看这封信时,眼睛湿润了。
  我随阎明复去过河南、贵州等地的灾区、贫困地区。每到一处,他都要调查贫困教师的情况,都要宣传并具体安排烛光工程的实施。讲起乡村贫困教师的困难,讲起广大人民群众对乡村教师的关心与帮助,讲起慈善总会对乡村贫困教师帮助的具体措施,他总是非常动情的。
  1998年底,寒风在华北大地肆虐的时候,阎会长安排慈善总会的同志相继到山西的静乐县和河北的阜平县,对那里贫困教师的情况做了细致的调研,并在1999年元旦和春节前夕,分别由总会吴建国副会长和张汉兴副会长带队,把每人500元的救助款面对面地送到静乐和阜平的510名贫困教师手里。捧着这凝聚着一片片爱心的善款,老师们非常激动,纷纷表示不管今后遇到多大困难,决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坚守贫困地区教育岗位,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为祖国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工作。
  那以后,这样的救助活动每年都要搞几次。
  和阎明复安排、落实中华慈善总会的其他慈善项目一样,在烛光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他也是发动全国各地100多个团体会员共同进行。他曾特别指示说:“烛光工程办公室的工作应逐渐由操作型向支援型过渡,即逐渐减少直接操作项目的工作,而以劝募工作为主。募集到资金后,建立项目委托制度,与地方慈善机构签署协议,委托他们按烛光工程的要求具体操作项目。”
  1999年初,烛光工程刚全面启动不久,我就听他这样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大家爱心热力的聚合,一定会点燃一只只小小的蜡烛,并让这目前还微弱的烛光尽快形成燎原之势。”
  到2000年的时候,开始还微弱的烛光的确已成燎原之势了。
  截止到2000年9月30日,2000年9个月时间里“烛光工程”共筹集到善款人民币3,519,513.03元,图书70万册,折合人民币约200万元,另有少量衣服、教具等。这一年烛光工程“发放西部烛光助教金、发放贫困教师生活补助、建设烛光助教基地、资助开展教师培训、建立烛光图书室”等五大类型的基本项目已全面启动、成功实施,项目涉及全国宁夏、新疆、四川、重庆、贵州、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青海、云南、广西、西藏、湖南、河北、黑龙江等22个省份。项目总共投入资金3,166,579.57元,并向受助地区捐赠了价值为200万元的图书等物资。通过各个项目的直接受益人数为2523人,间接受益人数为6700人,总受益人数近万人。受助学校数百所。
  这一年,“烛光工程”还成功实施了“烛光助教基地项目”。该项目选择贫困地区的典型区域建立烛光助教基地试点,探索帮助贫困教师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综合素质的有效而可持续的发展之路。慈善总会希望通过该项目的实施,使受助对象接受先进的信息和观念,掌握致富实用技术,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并通过基地实施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开展包括农业、林业及畜牧业的经济创收活动。基地还可以作为师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实践场所。当年,慈善总会在山西和广西的两个综合发展项目试点县开展了该项目,建设了粮食加工厂、脐橙种植基地、中药材种植基地,大棚蔬菜基地,育苗基地、香菇种植基地等六个项目,共投入资金47万余元,约有200名教师从中受益。一些项目当年就见到成效。中华慈善总会的“烛光工程”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对农村民办贫困教师的极大关注,并加大力度加速解决农村民办教师的问题。
  在慈善总会内部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我听会长阎明复讲道:“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烛光工程工作重心实施战略性调整,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方针是很必要的。但不管如何调整,都应围绕对贫困地区困难教师的社会救助。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从而取得合格的教师职称,也是一种救助形式。”
  有人说,乡村贫困教师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了。可阎明复依旧关注、关心着那些仍很困难的乡村教师,尽管这部分人的相对数字已大大减少。


2000年3月,中国北京

  
    美国“微笑列车”国际慈善组织于1998年末创建,1999年初就开始了与中华慈善总会的合作
  
  在崔乃夫任会长的几年里,中华慈善总会成功地为全国孤儿院患有唇腭裂的孤儿做了免费的矫治手术。阎明复到中华慈善总会任会长后,继续把这一项目做好做大,到1998年底全国孤儿院中患唇腭裂的3110名孤儿免费得到了成功的矫治。总会在这一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掌握了贫困地区患唇腭裂儿童的详细情况并和各有关单位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个慈善项目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很大很好的影响。
  美国“微笑列车”国际慈善组织大约是在1998年末创建的,人们很自然会想到,他们是受到了中华慈善总会这个慈善项目的启发。
  美国“微笑列车”创建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与中华慈善总会的合作。1999年3月19日至22日,国际“微笑列车”代表在阎明复会长的安排下,赴青海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了考察。这个医院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成功地进行了贫困患儿的唇腭裂矫治手术。3月22日,阎明复会长会见了“微笑列车”代表曾安海一行。双方达成了为中国贫困家庭唇腭裂患儿进行矫治的初步意向。“微笑列车”表示愿为矫治手术提供资助,手术完全由中国医生实施。4月19日,王嘉廉先生代表国际“微笑列车”与阎明复会长正式签署了“微笑列车”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的第一份协议:由“微笑列车”出资50万美元,为青海、甘肃、湖北、广西4省(区)的2000名贫困家庭青少年唇腭裂患者进行矫治手术。由中华慈善总会负责组织实施。
  这一年秋天,在中华慈善总会与美国“微笑列车”的安排下,来自我国湖南患有唇腭裂的小姑娘易云和来自江西同样患有重度唇腭裂的男孩儿一同远渡重洋,到美国的一所专科医院成功地进行了免费的唇颚裂修复手术。
  为了更有效更大规模地进行这个慈善项目,“微笑列车”和中华慈善总会要把这次手术过程制成计算机模拟手术软件,借助互动式培训软件和图像,让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外科医生都能够在普通电脑上学习、实践唇颚裂整形手术方法,提高唇颚裂手术水平,做到用当地的医生来修复当地的唇颚裂患儿。
  在中华慈善总会,我曾见到过那个叫易云的小女孩儿,她是阎明复会长特意邀请的客人。
  易云来自湖南石门县夹山镇一个美丽却贫困的小山村,那年11岁。易云在人群中总是悄无声息地咪在一旁,也不抬头观望周围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生怕别人注意到她似的。她很瘦,细细地站在那里,微红的脸颊上浸着一种让人有点心酸的羞涩。她的面部特别,难看!唇、腭都是开裂的,裂缝能放下一个小手指。
  可是,当阎会长高声叫着她的名字向她走去时,她的那种羞涩和胆怯却顿时烟消云散了,山泉一样纯净、晨曦一样明亮的眼睛里,分明有了一种因兴奋而闪动的光亮。他们显然早就熟识了,尽管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的那样大,家的距离那样遥远,地位和生活环境的区别那样悬殊。
  易云见到了可以使她无拘无束的亲人。
  易云是个不幸的孩子,患有重度的先天性唇腭裂,腭裂使她无法像寻常孩子那样长出牙齿,说不清楚自己想说的话,也很难听清楚别人在说什么,她不能与人正常交流。易云5岁时便成了孤儿,失去了亲人也失去了童年本来就很少的快乐。好在石门县儿童福利院及时收养了她,使她拥有了一个新的家庭、新的生活。易云是个勤劳、懂事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她就常帮叔叔婶婶们放牛、洗猪草了。尽管她也常常为自己的病残的容貌、不便的生活暗自在寂静的水塘旁流泪,可她还是非常热爱生活,爱身边的长辈和快乐的小伙伴,爱蓝天、大地、河流、山峦,感恩所有给她以平等、真诚和帮助的人,感恩让她感到温暖的阳光、感谢使她感到舒畅的天空。更让他感恩的是她本来并不认识却天生有缘的阎爷爷,自从见到了北京的阎爷爷,她更多地有了希望、自信和力量,有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一老一少好像早就熟识,已神交久远,是虽没见过面却流淌着相同血液的亲人。
  她一直珍藏着阎爷爷写给她的信:“亲爱的易云小朋友,我一直惦记着你,你曾经是个不幸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吃了很多苦,但你更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得到了这么多人的关心与帮助。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快乐的孩子,一个乐观向上的人,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更希望你加倍努力学习,增长知识,把自己培养成有用于国家、有用于社会的人。”
  这封信已经牢牢刻印在她尚待开垦的心田,并随着她的成长而变得越来越丰富、深刻。她还一直珍藏着她和阎爷爷的合影像,这像的底片也印在了她不断长大不断成熟的心上。
  1999年11月30日-12月11日,兼任中国“特奥会”主席的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应邀前往美国,与国际“特奥会”研讨中国“特奥”发展,并借此机会在美国访问了“微笑列车”美国总部。那时,中华慈善总会与“微笑列车”的初步合作已经圆满完成,4个省的2000名患有唇腭裂的贫困患儿的脸上已经绽放了美丽的笑容。那时,阎明复会长带领总会的同志们与全国各地慈善组织合作,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为国际“微笑列车”开通了四通八达的航线。
  2000年3月2日上午,在北京中国大饭店,“微笑列车”的代表尤晓光(Baxter Urist)和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签署双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和为这项合作捐助2000万美元的“微笑列车”组织的创始人及董事、CA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嘉廉先生,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出席这个签字仪式。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微笑列车”了。它满载诚实、善良、友好,满载人间最美好的微笑驶进人们的生活。“微笑列车”总部设在美国,是一个非赢利性的国际儿童慈善组织。“微笑列车”以根除唇腭裂为宗旨,通过免费培训当地医生、为患儿实施免费手术以及为唇腭裂研究提供资金,为解决唇腭裂问题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微笑列车”没有来自政府方面的经费支持,得到的是国际知名人士、组织和许多个人的大力支持。他们的口号是:播撒爱心,收获微笑。
  9点钟,我来到设在中国大饭店的会场,会议还没有开始。我看到美国电视台的3位记者正急着找阎明复会长,说是要在会议开始前对阎会长做一次专题采访。这显然是临时安排的,阎会长事先并不知道。阎会长已经坐到摄像机前了,美国记者又提出,希望阎会长同时用英文和中文回答记者的提问。我有点惊愕,我知道他俄文说得好得不得了,曾给毛泽东、刘少奇那样的伟人当翻译,还从没听说他的英文也行。我见他迟疑了一下,还是马上答应了,只是说得稍微准备一下。只几分钟的时间,他就准备好了。他从容潇洒地面对美国记者和他们的摄像机,先是用英文说,尽管说得不像他说俄文那样流利,可也是满不错的。接着又用中文说,当然比说英文带劲多了。他说:“我们很高兴有机会与‘微笑列车’合作,为中国贫困地区的患有唇腭裂的孩子们做免费矫治手术。而且,这个手术是由中国医生来做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医生也会得到训练得到提高。同时,他们也将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奉献自己的爱心。这样,通过中美合作,共同为弱势的群体服务。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采访很圆满地完成了。看得出来,美国的那几位电视记者非常满意。他们对阎明复会长的这次采访将在全美60个电视台播放。
  9点30分,中华慈善总会和“微笑列车”的签字仪式正式开始。胡启立副主席、阎明复会长和尤晓光总裁陪同乔治?布什和王嘉廉先生以及布什夫人芭芭拉步入会场。
  会上,曾在国际儿童事业方面有着杰出贡献的“微笑列车”总裁尤晓光(Baxter Urist)介绍了与中华慈善总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这次合作,介绍了合作消除中国唇腭裂问题的计划,介绍了3月2日至4日在北京举行的有千余名中国医务人员参加的第一届国际微笑列车唇腭裂治疗学术研讨会。同时,还介绍了使这次合作得以实现,为这项计划带来2000万美元慷慨资助的王嘉廉先生。
  王嘉廉先生1944年出生于中国上海,1952年随家人移居美国。1976年,王嘉廉先生创建了CA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初期只有3名员工和单一的新产品及“技术必须服务于商业”的简单理念。20年后,CA先进的技术、服务和培训已成为全球成千上万家企业的计算基础,CA公司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商用软件公司。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王嘉廉先生一直关心着弱势群体,他对如何利用计算机技术改善儿童的生活,密切世界各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他为Make-A-Wish基金会和全美丢失及被虐待儿童中心等机构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全美丢失及被虐待儿童中心的总部大厦以王先生的名字命名。为支持教育,他还向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美亚高技术中心捐赠了2500万美元。这是纽约州立大学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一笔私人捐款。王嘉廉先生极力鼓励员工参与公司的慈善捐款搭配计划。按照这个计划,CA有限公司对公司员工向医院、社会基金、教育或文化机构、社会服务和环保组织提供的每项捐款都追加两倍的搭配捐款。给过去从没有微笑的患有唇腭裂的儿童带来微笑的慈善组织“微笑列车”也是王嘉廉先生创建的。
  干练、谦和、善良的王嘉廉先生在人们的掌声中拿起话筒。
  王先生激动地说:“大家都知道,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参加过无数的关于新企业的签字仪式。但是,在我所参加过的这么多的签字仪式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签字仪式能够比得上今天这个签字仪式重要。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签署的不是关于什么新产品新业务的协议,它所涉及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在谈到他们和他们在中国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华慈善总会通过医生的外科手术,为那些患有唇腭裂的,那些一出生就生活在耻辱和痛苦中而丧失了信心的孩子们带来微笑、带来勇气、带来新的生活时,王嘉廉先生说:“在现代生活的奇迹中,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实际最活生生的奇迹。”他特别称赞了那些做出无私奉献的医护人员和慈善工作者。王先生所资助的不单是免费为贫困地区患唇腭裂的孩子们做矫治手术,还免费对有关医生、护士进行再教育和培训,从而使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更有保证。同时他们正在资助一些领先的研究机构,请全球最著名最有成就的专家,进行唇腭裂根源的研究,为最终在地球上消灭唇腭裂做积极的准备。王先生看着大家说:“虽然我对今天我们宣布的消息,对我们今天的签字仪式感到自豪,也非常地振奋和激动,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所迈出的这一步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初期的2000万美元的承诺,虽然是很多很多钱,但是远不够支付几百万患唇腭裂儿童的治疗费用。这些孩子每天都是哭着进入梦乡的。所以,我再次鼓励大家,我希望大家都能登上这趟“微笑列车”,都来帮帮这些孩子们吧!我敢说,如果你登上“微笑列车”,你不单会给不幸的孩子一个微笑,你自己的脸上也会多一个微笑。”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那有2000人参加的大型宴会上,王先生面对在座的千余名医生,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他满怀激情地说:“在今后的一年里,我们在座的医生,如果每人能为5个困难的患有唇腭裂的孩子做好免费手术,那么就会带来5000个新的微笑,5000个新的生活。”他说他非常感激那些无私奉献的医生。
  王先生的希望也是许多人的希望,这样的希望当然不会落空。就在前一天,我还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乡村的老汉收养了一个患有唇腭裂的孤儿,老汉带着自己的全部积蓄来到天津泰达医院为孩子治病。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所带的钱远不够支付手术的费用。泰达医院的医生们不但为孩子做了非常成功的手术,而且对老汉和孩子纷纷慷慨解囊相助。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几乎天天都在发生,更甭提全国各地慈善会每天都在做的这类好事了。
  王嘉廉先生笑了,他笑着面对坐在主席台上的布什先生,说:“现在,我给大家介绍这样一个人:他非常懂得怎样帮助人们微笑,对于怎样帮助别人,他是再精通不过了,他曾经是美国的总统。他教会了整个美国什么是成功的生活,他让人们知道成功的生活意味着为人民服务。而且,他总是身体力行,至今如此。他和他的夫人芭芭拉飞越半个地球,来到这里,表示他们对‘微笑列车’的支持。现在,我们热烈欢迎布什先生讲话。”
  王先生说着,带头鼓起掌来。
  这时,布什先生站了起来,向大家致意,并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他非常高兴又到中国,1974年,1975年,也就是26年前,布什曾携夫人芭芭拉出使北京,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13个月,他两眼闪出深情的目光,说:“我们在过去的26年里,一直深深地感到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友谊……”
  许多人还记得,那时的布什常常骑自行车上街,并且认为这样是打破使馆区沉闷空气的一种方式。他曾经这样描绘他在北京的官邸:联络处的庭院使人想起20年代南加州的建筑风格,那日落时的林荫道旁,一半是西班牙式,一半是东方式。芭芭拉曾对朋友们说:“假如问我同布什婚姻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光,那就是派驻北京的那些日子……”
  谈到“微笑列车”,谈到今天的这个活动,布什热情地赞扬了尤晓光先生和王嘉廉先生,特别提到王先生要使全世界患唇腭裂的儿童都得到救治的这个梦想,他说:“正是因为我的好朋友王嘉廉先生的这个梦想,我们大家才能相聚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
  其实,“微笑列车”之所以能够开进中国广阔的土地,和布什先生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布什先生把王嘉廉先生介绍给江泽民主席。江主席专门抽时间与王先生讨论“微笑列车”项目。江主席赞同“微笑列车”计划在中国开展的活动,并表示予以支持。他安排曾庆红同志与该组织密切合作,促使“微笑列车”项目在中国成功实施。江主席一直关注着“微笑列车”。在北京,就在这一天的下午,江泽民主席会见了布什先生、王嘉廉先生、尤晓光先生等人。这之后的一天,我在中华慈善总会见到“微笑列车”总裁尤晓光先生。他谈起见到江泽民主席的情景时仍很激动。他说江主席和布什先生的会面是一次老朋友之间的聚会,当布什先生谈到他这次来北京,是为了参加“微笑列车”的活动时,江主席笑着说:“是的,我知道‘微笑列车’的所有活动。我在洛杉矶曾经会见过王嘉廉先生。”当江主席和布什先生的会见就要结束时,布什先生正式把尤晓光引见给江主席。江主席说:“太好了。我们都喜爱‘微笑列车’。”尤晓光说:“‘微笑列车’也热爱中国。我们希望在中国合作成功。”江主席说:“是的,一定会的。”
  在这一天晚上的大型宴会上,布什先生还讲到了邓小平同志。这个宴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何鲁丽同志来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来了,全国残疾人协会主席邓朴方也来了。布什先生和夫人特意走到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跟前,和他握手、交谈。在布什先生后来的讲话中,他特别讲到:“面对今天这样宏大的场面,我想起的是25年前,也是在人民大会堂,在一个比这里小一些的宴会厅,我和我的夫人芭芭拉见到邓朴方先生的父亲邓小平时的情景。我记得邓小平对我们非常友好,二十多年来,包括我任总统期间,我和芭芭拉一直感受着邓小平先生,感受着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友谊……”
  布什先生多次讲到中美两国的友谊。在签字仪式上的讲话中,他特别讲到:“实际上,‘微笑列车’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使得中国和美国能够携起手来,一起为孩子们做点事情。大家想想吧,世界上这两个大国,肩并肩,手拉手,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努力,给那些绝望中的孩子带来新的微笑,而且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生的机会。”
  布什先生对那些孩子,对那些乐于帮助别人的人是充满感情的。这一天的下午,布什先生、王嘉廉先生和布什先生的夫人芭芭拉等人在阎明复会长的陪同下到了北医大口腔医学院,看望那里的医生和孩子。布什先生说他看到了“微笑列车”和中华慈善总会所作出的惊人的成绩,看到了那些医生和护士的精湛医术,也看到了他们的献身精神。他说:“我祝愿那些帮助别人的人一生好运。他们这些人大公无私,致力于帮助别人,他们是活生生的最能说明人类精神的最优秀的榜样。我称他们是千万盏明灯中的一盏。”布什先生一行还看望了那些被治愈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在和孩子们见面时,我看见布什先生不止一次弯下腰去和那些孩子亲吻,为和最矮的孩子拉手,他甚至单腿跪在了地板上。他用凤凰涅槃的传说形容这些得到再生的可爱的孩子们。
  在3月2日上午的签约会上,我们国家卫生部的副部长王陇德也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代表国家卫生部对“微笑列车”与中华慈善总会的合作表示全力的支持,他尤其赞赏“微笑列车”依靠当地医务人员开展手术的独到做法,也赞赏在开展手术的同时,注意培训当地的医务人员为孩子开展研究项目。他说:“我相信通过‘微笑列车’这一大规模的慈善医疗活动,一定能进一步加强中外医务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一定能够使更多的患儿重新面带微笑,健康成长。”
  王陇德副部长发言以后,大会主持人介绍说:“中华慈善总会一直是‘微笑列车’的合作伙伴,现在请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讲话。”
  阎明复会长首先代表中华慈善总会向尊敬的布什先生和夫人芭芭拉,尊敬的王嘉廉先生,尊敬的胡启立副主席,向与会的各位嘉宾和新闻界的朋友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然后,他向大家介绍了中华慈善总会。他说:“中华慈善总会是1994年经中国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非赢利的公益团体。5年来,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为社会上不幸的困难的群体和个人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有幸成为国际联合劝募协会的成员。”在谈到唇腭裂问题时,他说:“中国是一个唇腭裂高发的国家,这种疾病给贫困的患儿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中华慈善总会自1996年起到1998年底,免费为全国3000多名患有唇腭裂的孤儿做了矫治手术。”接着,阎会长讲到了王嘉廉先生和慈善总会与“微笑列车”的合作。阎会长说:“王嘉廉先生长期以来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他所创办的‘微笑列车’本着播种爱心,收获微笑的人道主义宗旨,对世界各地贫困的、患有唇腭裂的儿童进行救助。去年,我们中华慈善总会与‘微笑列车’进行了初步的合作,成功地为中国4个省的2000名贫困患儿做了免费的矫治手术。今年,慈善总会将继续与‘微笑列车’合作,我们已经邀请了中国医学基金会、中华口腔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的专家及各地的慈善会参加‘微笑列车’的项目。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这个项目一定会顺利地向前推进。”说到最后,阎会长举目向坐在主席台上的布什先生致意,面带微笑地说:“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布什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更是慈善事业热心的倡导者。同时,先生全家还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的参与者。布什先生和夫人这次对北京的访问,不仅会极大地推动‘微笑列车’的项目,而且对中国的慈善事业也有积极的影响和促进。”阎明复会长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讲话。尔后,主持人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宣布:“微笑列车”和中华慈善总会合作的签字仪式开始,请尤晓光先生和阎明复会长分别代表“微笑列车”和中华慈善总会签字。
  阎明复和尤晓光迈着稳健、和谐的步子走向主席台前面的签字桌。签字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桌子的左上角和右上角摆放着中国国旗和美国国旗,中间有一盆绿叶衬托夹杂着红色、紫色、粉色的鲜花。尤晓光和阎会长庄重地签字。他们的身后站立着两个穿着红色真丝旗袍的中国姑娘。签完了,他们交换文本,站起,微笑着热烈握手。
  签字仪式以后,王嘉廉先生、尤晓光先生和阎明复会长又主持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这之后不久,我多次到中华慈善总会,还到了一些地方的慈善会,到了一些困难的患儿中间,我总是能感到由中美两国慈善工作者开动的“微笑列车”正安全、迅速地前进着。
  ……

2000年5月,中国香港
  

  国际联合劝募协会(United Way International)是一个世界性的慈善组织,成员遍及全世界许多国家。其成员国各自独立的慈善组织怀着共同的宗旨:增加人们的组织能力去关怀更多需要的人。

  1998年,中华慈善总会参加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联合劝募协会,成为国际联合劝募协会在中国大陆的唯一成员。
  国际联合劝募协会2000年世界大会5月在我国香港召开。
  2000年5月3日,当近两百名代表在深圳面向香港集合准备出席国际联合劝募协会2000年世界大会的时候,人们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这次会议的氛围,那非同寻常的氛围;甚至已经预感到了这次会议将给中国乃至世界慈善事业带来的巨大影响。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35个国家和地区的四百多名代表,其中中国大陆代表占了将近一半。中国大陆的代表中有中华慈善总会和各地团体会员的代表。有海尔集团、王朝公司、华达国际投资集团、上海烟草集团、天狮集团、华业集团等多年来一直热心慈善事业的企业界代表;有姜昆、关牧村、陈铎等永怀慈善之心,常有慈善之举的知名人士;有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记者。
  5月4日上午9点30分,大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开幕。
  这之后两天的会议也是在这里举行的。从我们住的香港华美酒店步行到这里只有10分钟的路程。那一天上午,我陪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陆焕生和与会的一些代表早早来到面向大海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以前几次来香港,我在香港的朋友曾在和会议展览中心近邻的君悦大酒店请我们吃过饭。那时,会议展览中心所在的地方好像还是一片大海。此刻,那无比壮观又超常现代化的一片大楼神话般矗立在我们面前。我们都知道它,都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过。1997年7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香港回归的仪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此刻,当我们置身在这处处能感到阳光、感到清新、感到现代文明的会议展览中心时,内心不由得升起一种我们中华民族永久的自豪感。
  开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阶梯式的大会议厅里满满地坐了600名与会者。
  会场里响起节奏感强又悦耳的音乐声,两队青年举着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在音乐声中款步走向主席台,将让人们肃然起敬的旗帜分放在主席台两侧。主席台正中只有5把面向大家的普通的不带扶手的座椅,印有国际联合劝募协会会标的讲台立在主席台左侧。
  董建华先生来了!
  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掌声中,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先生一边微笑着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一边健步走向主席台。董建华先生坐在5把折叠椅的中间那把,他的左边和右边分别是国际联合劝募协会董事会主席Mr Arthur Beggan、这次会议香港区筹划委员会主席李业广太平绅士和国际联合劝募协会的其他两位负责人。他们的面前没有桌子,更没有我们看惯了的茶杯和烟缸。这样简洁,这样开放的大会主席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国际联合劝募协会董事会主席首先走向讲台,他在致辞中说:“今年,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在香港举行这次世界大会,让全球的成员有机会学习香港在福利服务方面的经验,尤其是可以看到香港公益金卓越的成就。”
  国际联合劝募协会是1974年成立的一个跨国界的慈善组织。它致力于推动统一募捐的概念,在北美和其他地区取得了和正在取得巨大成功。目前,其总部设于美国,在全球35个国家及地区设有分会。香港的公益金和大陆的中华慈善总会都是其成员。
  Mr Arthur Beggan讲话之后,董建华先生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向讲台。
  全场的人都注视着他那宽厚、和善的脸庞,注视着他那双浸满爱意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的浑厚亲切的声音在整个会场回荡。从他的致辞中,人们又一次感受了“慈善”的无穷魅力,感受到了爱的力量。他说:“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这崇高的慈善事业,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有爱心、责任心……”
  当人们还在爱的“旋律”中陶醉时,简洁、精练且又能给人以极大鼓舞和深刻记忆的开幕式已经结束了。
  董建华先生走下讲台,和大家挥手道别,并特意走到坐在台下第二排的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的跟前,热烈握手,亲切问候。
  这期间,会议主办单位国际联合劝募协会董事会主席阿瑟?贝利斯先生,协办单位香港公益金行政总裁陈达文先生、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李家祥太平绅士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还召开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就此次会议的有关问题做了介绍和说明,并回答了来自北京、天津、武汉等地的10家报刊、电台、电视台记者提出的问题。阿瑟?贝利斯主席特别讲到中国大陆众多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意义和影响。他还讲到中华慈善总会是国际联合劝募协会的新成员,他们将重点帮助中华慈善总会推进国内的慈善事业。当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陈铎先生提到由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教育电视台、吉林天三集团组织的对有疾患的困难学生实施救助的慈善项目和即将开播的“爱心金字塔”节目时,当他讲到有一名香港的学生也在这项活动中得到救助时,阿瑟?贝利斯主席和陈达文总裁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今后将予以关注和积极合作。会后,大家愉快地在一起合影。
  10点45分,与会的全体人员乘自动扶梯到了展览大厅。那里,正有一个“成员组织展示会”。这是上午会议的第二项内容。
  真丰富呀!各国的慈善组织正通过图文并茂的印刷品、实物、VCD等介绍、展示自己的工作成就和成功经验。这真是一个绝好的学习机会,大家纷纷抓紧分分秒秒,收集资料、咨询问题、学习经验。在展示会上,我们还看到了中华慈善总会的年报和近期出版的《慈善》杂志。这些展示中国大陆慈善事业特点、成绩、经验的出版物同样受到了各国慈善工作者的特别关注和热烈欢迎。
  12点,已经是午餐的时间了,可人们还不愿离去。
  午餐的饭菜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比较方便的,但午餐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场面也很壮观。因为午餐的时候会议继续进行。400人一边吃饭、一边听会、看会、参与会议。这一天的中午,是委内瑞拉慈善组织的一位代表通过讲演和录像全面介绍他们慈善工作的情况和经验。人们可以提出问题请讲演者回答。这以后两天的会议也是这样。第二天,是以色列慈善组织成绩与经验的展示。与会者的眼睛全都专注地注视着前面的讲台,尽管他们的嘴正在慢慢地咀嚼。我知道,我们有些年纪较大的代表过去一直有午睡的习惯,他们的体质也不是很好。但我看此时的他们,却都是精神百倍。
  下午,在大小不等的会议厅,各国慈善组织的代表分别就不同的专题进行讲演。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听众专心致志地听着,还不时提出各种问题。这以后的会议中,这种分别不同的讲演也一直生动地进行。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总会研究与发展委员会主任朱传一、总会几个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和上海慈善基金会的代表等也都在这个国际性的会议上进行了成功的颇具影响力的讲演。阎明复会长的讲演是在5月5日的上午进行的,他讲演的题目是灾难救助。他结合1998年长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时的慈善救助,生动、深刻地讲述了这个问题,受到了与会者的特别关注和热烈欢迎。
  5月4日晚上,会议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在香港星光大酒楼举行欢迎晚宴,宴请与会的全体代表。晚宴上,大会的组织者向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志愿者和慈善工作者颁发了奖牌和纪念品。还特别把中华慈善总会的负责人请到前面,介绍给世界各国朋友,并和大家一起举杯祝贺会议的顺利召开。
  5月5日的晚上,香港政府又在礼宾府招待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人员。当我们步入这前英国总督府时,心里顿时涌起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兴奋、自豪和慰藉。董建华先生的夫人出席了这个招待会。她亲切地和大家握手、交谈,长时间地在讲台下和大家在一起。在台上,她向国际联合劝募协会的负责人颁发了纪念奖牌,高度赞扬了这次成功的慈善盛会,热情地邀请大家多看看香港。招待会上,香港的青年学生还演唱了动听的充满爱意和友情的歌曲。大家都非常高兴,在一起热烈交流。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代表显得尤为亲近。他们中的台湾社会福利联合劝募协会的常务理事、台湾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著名演员孙越先生在上海出生,小的时候又在天津生活了5年,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特别关切。我们都期待着也像在香港这样,在台湾、在北京、在上海、在天津的再一次相聚。
  5月6日下午,在大会的统一安排下,全体与会者分八条路线,分别参观、访问了香港保良局、基督教女青年会、善导会等香港的慈善机构,又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又有了一次生动的、形象化的学习机会。
  三天的会议很快就结束了。会议是短暂的,可又是长久的,令人难以忘怀。

2000年岁末,中国河南
  

    阎明复说:“哪里有灾难有特别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体,哪里就有慈济人的足迹,就有慈济人有力的援手和对大陆同胞深厚的情义。”
  
  那是我第一次随阎明复到河南灾区,第一次参加台湾慈济功德会在大陆的赈灾。
  这种地方,这样的“发放”,阎明复会长去得太多了。
  2000年12月10日,我们和阎会长先到了河南的驻马店。慈济这次赈灾的地方是驻马店地区的平舆县。他们是从安徽那边赶来的,10日下午将在驻马店小憩,然后便赶到平舆。
  这也是阎会长安排的。阎会长说:“他们旅途劳累,应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会儿,上上厕所,喝点水。”
  慈济这次来大陆赈灾,还是由王端正先生先生带队,共来了五十多名师哥师姐。听阎会长说,这五十多人在台湾都是卓有成就的老板,当然也是慈济的会员。他们不但常为扶危济困的慈善事业捐款,而且来大陆的每人3万元的差旅费也是自己承担的。在大陆赈灾,他们的吃饭、住宿、交通等所有费用都是由他们自己承担。因为同胞的情义,台湾慈济会的会员许多都愿意来大陆扶危济困。由于要来的太多,所以要报名,排队,等候,往往要等上两三年才能如愿。
  下午4点多一点,阎会长正在招待所房间里和河南省慈善会、民政厅及驻马店地区专员、副专员交谈,忽然有人进来说,来电话了,王端正先生的汽车很快就到了。阎会长马上站起身,对大家说:“咱们到下面去等吧。”说着,穿上棉大衣,便和大家一起下楼走到院子里。
  阎会长就在寒风中伫立,面朝着敞开的大门。不知是因为道不好走,还是来电话的人没说清楚,已经过去十几分钟了,却还未见王端正他们的汽车驶入。由于天凉,同在的人,许多都在院子里来回溜达,阎会长却仍旧站在那里。有人劝阎会长先到屋子里坐,汽车来时再叫他。他不肯。
  又过了10分钟,王端正他们的汽车才驶入大门。
  阎会长马上迎上前去。王端正先生一下车也大步朝阎会长走来。
  “端正兄,辛苦啦!”阎会长说。我好像第一次听阎会长这样称呼王端正先生。
  “阎部长您好!”王端正还是称呼阎会长为阎部长。我听他这样说过:阎部长是我们永远的部长。
  两位老朋友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王端正先生到后不久,慈济的师哥师姐们也到了。阎会长又下楼迎接,对他们一一问候。
  在招待所的小会议室,慈济的师哥师姐们都坐下休息了。他们面前放着茶、矿泉水和水果。阎会长、河南有关方面的各位负责人坐在他们的对面。
  阎会长微笑着招呼大家喝茶,吃水果,暖融融的气息在会议室里弥漫着。
  已经脱掉了棉衣的王端正先生站起来,高兴地说:“非常感谢阎部长又使我们与平舆县的乡亲们结缘。八九年前,我们初次与河南、与大陆的同胞们结缘就是阎部长给我们多方联络,就是因为阎部长那温暖、有力、及时的援手。阎部长给了我们很多鼓励很多指导很多帮助。大陆各级政府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很好的配合。我们非常感谢,非常感恩。”
  王端正情深意长地望着阎会长,望着在座所有的人,接着说:“我们慈济基金会的慈济医院里存有20万例爱心人士捐献的骨髓,以备救死扶伤。美国人、欧洲人到我们那里配对骨髓配不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人到我们那里配对骨髓也很难配上,而我们中国大陆的同胞们到我们那里配对骨髓的成功率却很高。为祖国大陆病人捐献骨髓的台湾人与这些病人并不相识,也没有任何关系,可他们的基因却是相同的,他们的血管里流着一样的血液。这就是证明,证明我们同是中国人。说不定几百年前,我们的先辈还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呢!”
  我注意到,此时的阎明复眼睛睁得大大的,眼里闪烁着异样的光亮。在这往后的日子里,在不同场合,我听到阎会长介绍台湾慈济功德会时,都会听到他动情地讲述王端正先生这番话。
  王端正讲话后,阎会长站起来,极富感染力地对大家说:“哪里有灾难有特别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体,哪里就有慈济人的足迹,就有慈济人有力的援手和对大陆同胞深厚的情义。我们不但要代表那些得到慈济人救助的灾民,代表在慈济人捐建的学校里读书学习的孩子们向慈济人表示由衷的谢意,我们还要学习慈济人全心全意扶危济困的精神。”而后,阎会长又说:“请转达我们对证严上人最诚挚、最亲切的问候,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造福人类。”
  阎会长和台湾的证严法师至今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可他们的心一直是相通的。
  片刻的休息以后,慈济人就出发了。他们这一天的夜晚将在平舆县的招待所里度过。
  阎会长没有和他们一起走,因为晚上无论多晚,河南省的副省长、慈善会会长李志斌同志都将会从郑州赶到驻马店。他将和阎会长一同参加慈济人转天一早在平舆县的赈灾发放。
  晚饭时间过了许久,李志斌副省长才赶到驻马店招待所。因为知道李副省长正往那里赶,知道他还没吃晚饭,阎会长便一直等着,等李副省长到来时共进晚餐。
  李志斌副省长来了。他挺兴奋,和阎会长握手,相互问候,又和我们说,说他一路上一直在想,想到很快就要见到阎明复同志了,心里很是激动。
  李志斌副省长身材高大魁梧,圆脸,浓眉,一双不是很大的眼睛里浸满了憨厚、真诚、沉稳和睿智。他和阎会长也许是初次见面,可给我的感觉是他对阎明复早就熟悉早就了解,而且总是流露出由衷的钦佩与尊重。吃饭时,他向阎会长介绍了河南省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乡村受灾地区的情况;阎会长则向他介绍了中华慈善总会的一些慈善项目。
  我一向有早起的习惯。转天早晨,我照例起得很早,到阎会长的房间扒扒头,发现他早就起来了。
  “我们得早一点到现场,不能晚了。”阎会长说,而且把一切随身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他要求吃了早餐以后即刻出发。我和他几次出来他都是这样,到灾区去,到普通百姓中间,他从来是一分钟都不愿耽误。
  前一天晚上,我十点多了才离开他的房间。在房间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随即坐到沙发上,一动不动,神情专注地盯着电视机屏幕。那时,中央1套正播放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我到他的房间本来是要和他谈他给《慈善》杂志写稿的事的。他对我说等看过这电视剧再说。我其实也很爱看这部电视剧,乐得与让下属感到亲近又令人尊敬的领导一起观看。我坐的沙发与他坐的沙发成垂直状,所以很容易看到他面部表情。有一阵儿,他眼圈红了,感动得像是要流出眼泪。在河南的那几天里,每天晚上吃饭,他都事先声明:“咱快点吃,我要看一会儿电视剧。”因此,晚饭便吃得又简单又快。那几天,我一直在想:他这样大的年纪,又经历过那样多的事情,怎么也会被一部电视剧如此吸引?
  一代廉吏于成龙清正廉洁,刚直不阿,虽历经磨难,却始终如一地坚持正义,的确令人感动。可是像阎明复这样关注这部电视剧,并真正为此动心的领导干部又有多少呢?
  天,照例很冷。寒风在没有遮拦的中原大地肆无忌惮地横行。这时是12月11日清晨,太阳还没有露出头脸的意思,阎明复会长和李志斌副省长已经带领我们大家到达了平舆县救灾物资发放现场,与王端正先生带领的慈济的师哥师姐们及先期到达的总会副会长贺同兴,还有总会救灾委员会的两位同志会合。
  发放现场在县城仓库的一个大院子内。院子的一端摆放着一大垛一大垛的面粉。领取救灾物质的村民们也已经到现场了。平舆县是河南遭受水灾最严重的地方,前不久,王端正先生等慈济人在阎会长的介绍下曾来这里考察灾情。这一次慈善救助,他们将向这里的1万余户4万多灾民每人捐助60斤面粉,一件棉衣,还有发到各户的1.7万条棉被。今后,慈济人还将在这里捐建学校、敬老院、农民新村。
  阎会长和李副省长都亲切地询问了慈济人旅途、住宿休息、饮食等方面的情况,问他们是否习惯,有没有需要他们帮助解决的问题。慈济人微笑着感谢,他们十分感谢阎会长、李副省长,感谢河南省政府和人民给了他们这次为同胞做善事好事的机会。对于个人的生活起居,他们一向没有任何特别的要求。我注意到,阎会长特别关照河南方面有关领导对慈济人饮食起居的安排一定要注意卫生。
  发放仪式开始了,阎会长首先讲话。他站立起来,双手拿着话筒,寒风吹在他那张和善、温和、充满激情的脸上,仿佛被化解了。他代表中华慈善总会向平舆的乡亲们表示由衷的问候,他简明又极为生动地向大家介绍了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的情况,介绍了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阎明复的讲话总是那样使人热血沸腾,全场的人都被他的讲话深深地感染着,激励着。我觉得,听他的讲话是一种心灵的净化,是一种学习和启发,是一种难以替代的享受。我想,大家一定也有和我同样的感觉。
  李志斌开始讲话了。他的讲话像他人一样平易、亲切。大家听他的讲话,听到了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民情的体察与关怀,听到了改革开放的创新意识和稳健、扎实的脚步声,听到了他们对我国台湾同胞的情谊和感激之情。
  河南人民是幸福的。
  王端正先生站起来了,他微笑着,大声问大家:“我说的台湾普通话和你们的普通话一样不一样呀?”他环顾整个会场,又大声接着说:“一样!因为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炎黄子孙。现在,天气很冷,可我们的心不冷。台湾离平舆的路很远,但我们的心贴得很近。”
  全场鸦雀无声。寒风似乎停止了吹拂。
  接着慈济会的德侨法师宣读上人——证严法师给平舆灾民的慰问信。灾民们仔细聆听,细心品味,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证严法师慈祥、慈爱的面容。
  发放开始了。正像阎会长说的那样,慈济人的发放可不是做样子的。他们几十个人分成若干小组,把面粉等粮食和物品,手把手地送到灾民手里。阎会长告诉大家,慈济人是一定要确保把最好的救灾物品送给灾民。比如在选择和加工面粉时,他们在货比三家的前提下,还两次对面粉进行了化验,以确保面粉的优质。
  发放工作持续了两天。每天都是从早发到天黑。慈济人一直都是精神饱满、兢兢业业。每发到一户时,他们都要拉着乡亲的手,诚恳地说:“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来,吃一点饼干充充饥,手上再擦一点油,别把手冻了。”一边说,一边把饼干和防冻油放到乡亲手里。我看到好几位女士用自己纤细、白嫩的小手把防冻油仔细擦在老农那极为粗糙的大手上。
  阎会长和河南方面的一些领导也参加了慈济人的发放,他帮着为领到物资的灾民登记,也像壮劳力那样,为灾民搬运面粉。
  这期间,阎会长还抽空看望了平舆县敬老院里的孤寡老人。那个敬老院在一条土路的旁边。说错了,应该说在土路的下面。因为那条土路高出敬老院所在的平地足有4~5米。要到那个敬老院,就必须顺着路边的斜坡走下去。阎会长就是和大家一起顺着那挺陡的斜坡走下去的。
  几间不旧也不新的平房,一个不大也不太小的院子,这是一个很简陋的敬老院。和我想像中的、和我以往见过的敬老院一点都不一样。
  阎会长走进老人居住的房子。那里有几位老太太。阎会长问她们吃得好不好,睡得行不行,有什么难处没有。老人们似乎对自己眼下的一切还满意,可阎会长的眼睛里,却不时闪出负疚、不安的目光。
  敬老院的负责人不在,说是也到慈济的发放现场去了,去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领取面粉等救灾物资。不大的工夫,那负责人,一个50多岁的男人扛着面粉回来了。阎会长向他询问了敬老院的一些情况,当即决定由慈善总会资助这里1万元,以改善这里老人们的生活,并将与台湾慈济基金会合作重建这个敬老院。而后,阎会长又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几张百元钞票,说是要买一口猪,给这里的老人们改善一下伙食。老人们高兴、感动得不得了。也许到这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个由北京来的,和善的,为他们带来幸运的,年纪也不小的人叫什么名字。
  阎会长和老人们告别了,他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我注意到几个老人一直扶着门框望着阎会长远去的背影,深情地目不转睛地望着。
  12月11日的晚上,劳累了一天的慈济人简单地吃过晚饭之后,又和河南的百姓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联欢晚会。我参加过的联欢会不是很多,我敢说,那是我所看到过的最令人愉快、兴奋、激动、难忘的联欢晚会。所有与会者都参加了表演,所有与会者好像都变成了活泼的、无忧无虑的孩子。阎会长和王端正先生,和大家一起唱一起蹦一起表演。晚会一直持续到很晚。
  第二天一大早,慈济人便又投入到紧张而有序的赈灾发放工作中。
  12月12日,慈济人是在晚上接近11点的时候才由发放现场赶回住的地方,才吃上晚饭。
  在饭厅,阎会长向他们竖起大拇指,由衷地赞扬他们为贫困百姓的无私奉献、吃苦耐劳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那一天,阎会长睡得很晚。
  河南民政部门、慈善组织的同志和接受帮助的百姓出于对慈济人的感激之情,想通过阎会长送慈济的师哥师姐一些河南生产的工艺品、纪念品。阎会长说他们不会收的,结果真的什么也没有收,没有一丁点儿接受的可能。阎会长还说,慈济人来大陆赈灾,无论到哪里,决不顺便游山玩水、参观名胜古迹。结果也真是如此。
  第三天(12月13日)清晨6点,天还没有亮,慈济人已整装待发。他们将经上海、香港回台湾。阎会长也和大家一样早早就起来相送。他的精神十分饱满,尽管他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尽管他前一夜睡得很少。
  中华慈善总会和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对平舆县的赈灾发放圆满完成之后,阎明复一行又在开封和郑州短暂停留。
  在开封,阎会长去了儿童康复中心和市郊苹果园生活区内的SOS儿童村。和那些可怜却又幸运的孩子们在一起时,他的脸上、眼里一直漾着孩子一样的微笑。看得出来,阎明复对这两个地方都非常熟悉。这里的工作人员,包括儿童村的妈妈们对阎明复也都很熟悉,都怀着一种由衷的敬意与感激。很显然,他曾为这里的孩子们办过许多好事、实事。他仔细考察,细心向这里的领导询问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并当即提出解决的办法。
  在郑州短暂停留的时候,河南省委书记、省长请阎会长和慈善总会的几位同志一起吃饭。两位一把手和阎明复显然是老相识、老朋友,交谈热烈又亲切,谈了现在、谈了以后,也谈了过去。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省长李克强曾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是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工作上常有一些联系。
  听李克强说起过去的事情,阎明复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
  阎明复是爱笑的,我总是能看到他的笑,记忆中还没看过他愁眉苦脸的时候。别的和他在一起工作、学习过的人也有同样的感觉。
  那天晚上,我们就乘火车返回北京了。我和阎会长在一个包厢,一起度过一个短暂却又漫长的夜,一起迎来北京的晨曦。

 

 


2001年年初,中国贵州
  

  那次阎明复会长在贵州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在这一天半的时间里,他为“慈善”办的事情却有八九件之多。
  
(一)
  
  阎明复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期间,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与大陆慈善组织合作项目很多,不但贫困山村、受灾地区与慈济有了很好的合作,就是像上海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也与之合作,成功实施了有利于困难群众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合作项目。对此,那些地区的百姓、慈善组织和政府都非常高兴,都感激慈济沟通了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的联系,把台湾同胞的关爱带给了大陆的贫困群体。
  可这样的合作却在贵州一个很贫困的地方遇到了阻力。当地的一位领导很气愤地喊:“让台湾的人来给我们的群众捐助,这不是我们的耻辱吗!”阎明复听说了,问他:“在你的领导下,老百姓吃不饱肚子,你感到耻辱了吗?”后来,不得已发放时,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那里困难群众很多,只通知了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来领慈济人发放的救济物资,另外更加困难的群众知道后不干了,纷纷集聚到发放现场。好在有阎明复这样有威望的领导协调,台湾的慈济人对当地领导的一时不理解也一点不计较,所以很快就调集了更多的物资,使当地所有困难群众都得到了及时的救助。
  2001年1月6日,阎明复又一次到贵州参加慈济人的发放。那是个星期六,中午12点半,阎明复会长与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的王端正先生相隔5分钟,分别从广州和南京抵达贵阳机场。在飞机出口前面的走道上,我远远看见阎会长只身一人大步走来,手里拎着行李,肩上背着背包。我快步过去,接过他的行李和背包。他的背包和行李可不轻,后来我知道,那里面放了许多书、资料和他刚刚写完的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他和来迎接他的省领导握手、寒暄后问我:“王端正先生到了没有?”我说:“马上就到。”说着,王端正先生已经从另一个出口走来了,也是只身一人,也带着许多行李。那时,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和台湾慈济慈善基金会的师哥师姐已经在之前到达了。
  大家匆匆走出机场后,阎会长和王端正先生都要求即刻就到贵州花溪的发放现场。那之前,在阎会长的安排下,先期到达的中华慈善总会的副会长贺同兴、副秘书长张心国、总会救灾委员会蒋传高、陈耀卿、钱小英等随慈济人一大早就已经在花溪给贫困山区的村民发放救济物资了。
  经过紧急的奔波,阎会长和王端正先生终于赶上了这次“发放”的尾声。
  阎会长和王端正先生紧走着,走到一位刚刚领到救济品的老农跟前。老农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感激的笑纹,他已经领到了精白的面粉、厚实暖和的棉被棉衣,非常实用的小药箱,还有鞋子和袜子。听说,慈济人最初的发放计划中并没有鞋子和袜子,他们在这里考察时,发现许多山区的村民大冷的天里居然没有鞋穿,才紧急给每一个人都买了暖和的鞋袜。
  阎会长和王端正先生察看了老人领到的物品,他们和老人一样高兴。阎会长还特别询问了老人家里的情况,看到老人带着的小孙子,便爱抚地摸着小孩儿的头说:“要把孩子带好,送他上学,他们这一代一定要有文化,有好多好多的知识。”说着,从自己衣袋里掏出200元钱塞给老农,并祝他全家过一个好年。老农,还有那里所有的村民都感激不尽。
  台湾慈济人在花溪的高坡、麦坪等5个乡的发放,只是在贵州扶贫的第一站。在以后的几天里,62位慈济的师哥师姐到了离贵阳更远的罗甸县的罗沙、董架,紫云县的宗地等道路十分难走、崎岖的乡村。这一次对贵州贫困村民的救助,他们共计发放救济粮400余吨、棉被5685床、棉衣12861件,此外,还有大量的鞋袜和常备药品,使58个村子3869户的13462名村民受益。为从根本上帮助这里的人们脱贫,慈济人还将在这里援建新村,支援教育。
  阎会长安排总会副会长贺同兴和总会救灾委员会的4名同志分两路随慈济分别到不同的发放现场。
  在花溪,阎会长向慈济所有来贵州的师哥师姐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和由衷的祝福。在发放现场,他和他们握手、热烈交谈;在招待所的会议室,他把非常美好非常友好非常激动人心的话语献给了他们。
  也就是半年前,在北京的中华慈善总会,我曾听到阎会长向王端正先生和同来的慈济师哥师姐们介绍贵州等山区贫困村民非常艰难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况,建议他们再次到那里实施慈善项目。阎会长还亲自与贵州省主要领导同志联系,安排总会的同志与慈济人一同到贵州山区考察。真没有想到,只这么短的时间,贵州贫困山区村民就又感受到了来自祖国宝岛台湾那温暖的慈善之光,感受到了慈济人的深情厚谊和高风亮节。
  贵州人感激慈济人,感激台湾同胞,更感激阎会长。从1996年阎明复徒步在贵州极贫的麻山地区考察,并成功地实施了山上村民向山下移民的扶贫项目以来,他一直惦记着这里许多还没有脱贫的村民。
  这次,阎会长没有随慈济人到另外的发放现场。由于两天后他在北京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在贵州只有一天半的工作时间。按计划,一天半里他要办好5件事。一件事是和王端正先生等慈济的朋友见面,安排、配合好他们的慈善项目在这里的实施。这阎会长已经做好了,其他的事情他还要一件件做好。
  
(二)
  
  那一天的晚上,贵州省人大主任刘方仁请阎会长一行吃晚饭。刘主任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头发下是一张方正的脸盘。他刚从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专职做人大主任。阎会长每次和当地主要领导同志一起吃饭时,总要谈工作上的事。此时,他和刘主任谈得最多的就是贵州贫困地区人民的艰难生活。他们都谈了许多很具体的实例。刘方仁讲到他到村民家时看到的情景:简陋的小屋里,既住着一家人,还住着一家人的牲口,屋里的泥地上挖个坑烧火,架锅煮食、冷天取暖。阎会长也讲了他所了解的贫困群体的情况,还特别谈了在贵州建立慈善组织的事情。贵州是全国少数没有建立慈善机构的省份之一,阎会长此次到贵州要办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促进和推动贵州慈善组织的建立。上海慈善基金会的会长是由上海市人大主任陈铁迪同志兼任的,根据这一情况,他建议也希望由刘方仁主任兼任省慈善会的会长。刘主任在贵州担任过多年的省委书记,对贵州的民情应该十分熟悉,在各界人士中也应该有很高的威信,如果他能担任慈善会的会长,对今后贵州慈善事业的发展将会是极为有益的。刘方仁主任欣然同意兼任慈善会的会长,表示乐意做好慈善工作。这也是省民政部门的同志所希望的。不过这件事还要由省委、省政府来定。阎会长说,第二天他就和现任的省长、省委书记说这件事。省民政厅的一位干部也表示:“我们的慈善会建立得晚,我们的慈善工作一定要后来居上。”阎会长边吃边谈,一直十分兴奋。那时,他和在场的所有人一样,并不知道刘方仁是个腐败分子。一年后,刘方仁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说:“1993年我刚刚上任时,面对的是1000万贫困人口,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以及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到1999年底,已经有713万人越过了温饱线,贫困人口占农业人口的比例也由35%下降到10%……我们的计划就是‘五年打好基础,十年重点突破,十五年初见成效’,按照这三句话去做,我只要在位一天就要干好一天,到2010年,全省农村实现小康!”阎明复和那些朴实的贵州百姓一样,没有想到这位在所有场合都为贵州百姓“鼓与呼”的省委书记、人大主任,是个 “工作并吞噬着”的贪官。刘方仁是2004年下马的。
  
(三)
  
  和刘方仁等贵州的有关同志吃过晚饭并交谈后,阎会长回到住处又和张心国等同志一起研究在贵州实施慈善项目和签订合作协议书的几个具体问题。他们研究得很细致,期间阎会长提出了许多很具体的意见。1小时20分钟,这项工作完成后,我把刚出版的2001年第一期《慈善》杂志给他,又向他汇报了《慈善》杂志的一些情况。他也给了我一本杂志,是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那上面有他写的中共代表团与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一篇回忆录。我早听说他又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正准备好好研读。
  因为阎会长8日就回北京了,而我将和总会的几个同志到两个县的山村去考察,阎会长便把他随身带的一台小摄像机拿给我说:“你下去以后多拍摄一些贫困村民的生活,回来我仔细看,还要给别人看。”说着,他便教我如何使用这台摄像机。
  我离开他的房间后,他又去看书看材料。
  
(四)
  
  7日,星期日。上午8点刚过,阎会长就早早来到贵州省民政厅的一个小会议室。陆续到会议室里的,有慈善总会的几位同志,有省民政厅的负责同志,有世界宣明会的两位先生一位女士,有贵州赫章、罗甸、榕江、剑河等几个县的领导及有关同志。阎会长首先询问省民政厅和各县的领导,问他们那里有没有患唇腭裂的孩子,接着便介绍了中华慈善总会和美国的慈善组织“微笑列车”合作,为患唇腭裂的贫困儿童免费做矫治手术的慈善项目。这个项目在全国铺开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贵州由于没有建立慈善会,所以尚未进行。阎会长这次来贵州要办的第三件事就是推动这个项目的开展。他说,一定要让贵州那些患唇腭裂的儿童尽快解除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痛苦。
  紧接着,阎会长听取了赫章等4个贫困县的情况汇报。在这之前,在阎会长的安排下,中华慈善总会与世界宣明会合作,在贵州的榕江、剑河等地实施扶贫帮困的慈善项目,累计资助善款达到1000多万元。这一次到贵州,阎会长联系了香港嘉道理慈善基金会,并与嘉道理基金会合作在当地实施两个慈善项目:一是资助贵州罗甸县种植艾纳香扶贫项目,一是资助贵州赫章县养牛脱贫项目。阎会长向大家介绍了办事处设在香港的嘉道理慈善基金会的情况。嘉道理基金会由嘉道理勋爵及贺理士?嘉道理爵士捐赠的两笔基金组成。捐赠人均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辞世。他们高瞻远瞩,本着乐善好施的精神推动公益活动。嘉道理勋爵的儿子米高?嘉道理和女儿丽坦麦高利继承其父的遗志,与母亲嘉道理勋爵夫人共同成为此基金的主要信托人。嘉道理基金会以改善贫困状况、提供医疗保健、教育、社区发展及环保等项目为宗旨。近年来他们在我国的云南、青海、西藏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做了许多很好的慈善项目。前不久他们和中华慈善总会的爱心委员会合作,在甘肃和宁夏回族自治州实施的助学、扶贫养羊项目,就收到了极好的效果。阎会长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们在甘肃的做法、经验、成果和今后的发展。
  阎会长还特别介绍说,嘉道理基金会也曾在贫困地区捐建了一些学校、医院。但他们发现当地贫困的人们还是无法走进学校和医院。因为他们没有钱,尽管那些学校和医院所需的费用很低很低。所以,嘉道理基金会以后的慈善扶贫项目就特别注重提高贫困地区人们的生存与致富能力。这一次,嘉道理基金会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在赫章和罗甸开展的慈善项目就是如此。
  在赫章的养牛脱贫的计划中,近200万善款是以贷款的方式,发给经过考察和挑选的贫困农户的。这样做为的是使那些受助的农户有一种责任感,想方设法把牛养好。待他们通过养牛赚了钱,或者继续贷款给他们扩大养牛生产,或者收回贷款帮助其他农户。为做好这一项目,阎会长想了很多。他了解到,当地村民也曾有人养过牛,但由于那里交通太不方便,与外界沟通交流困难,所以当地牛近亲繁殖都很小很弱。因此,他特别指出,一定要把最好的杂交牛给农户。座谈中,阎会长向赫章畜牧局局长陈大伦问了许多问题,向他提出了应注意的事项并寄予热忱的希望。阎会长还生动形象地向他介绍了河北省三河县一位养牛专家的经验和成果。将在罗甸进行的200万元的种植艾纳香扶贫项目,也是这样。艾纳香是一种制作冰片的药材,而冰片是有着广泛的市场的。阎会长知道,罗甸的村民有过种植艾纳香的经历,也曾遭受过挫折。怎样才能使这次的慈善援助取得好的长久的效果,一直是阎会长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嘉道理慈善基金会负责这个项目的主任李健民先生这一天晚间才能到达贵阳。阎会长安排总会张心国、林康、王坦伟、董屹等人和李健民先生一道去赫章和罗甸做实地考察。
  在这次会议上,阎会长还介绍了世界宣明会的情况。近年来,中华慈善总会与世界宣明会合作实施了许多成功的慈善项目。前不久,阎会长到美国考察时,还与宣明会总部的负责人进行了友好的交流。阎会长通过讲述具体事例,对宣明会在贵州的扶贫工作人员不畏艰难、认真负责的精神表示了极高的敬意,并希望我们的同志也要学习这种精神。阎会长还请宣明会的先生女士介绍了他们在实施慈善项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经验。这些经验对赫章、罗甸慈善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座谈中,榕江县的领导谈到了他们那里遭受水灾的情况。榕江县是一个少数民族集中的县,前不久的大水使全县20个乡镇普遍受灾。54990亩农作物绝收,6525亩耕地被冲毁,17800多人无家可归,通信联络也中断了……这一情况引起了阎会长极大的关注。他当即决定,总会救灾委员会的同志们从慈济发放现场返回以后,派两名同志到榕江考察并制订出援助计划。
  如果算上榕江县办的事情,阎会长在贵州办的已经是第六件事情了。
  
(五)
  
  那一天的中午,阎会长本来要和贵州省民政厅的同志一起吃便餐。可临近午饭时,柏顿酒店的董事长王运先生来电话,一定要邀请阎会长吃午饭。阎会长婉言谢绝,可王运先生坚持说有事情要向阎会长反映,有问题请阎会长帮忙解决。阎会长这才同意去了,但说一定要吃便餐。王运先生是香港的一位有成就的企业家,他在贵州投资兴建的柏顿酒店规模是很大的。王先生是贵阳市的政协委员,这次是专门来贵阳参加政协会的。从王先生开门见山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贵州有很深的感情,对开发西部有着很高的热情。他提出要出资美化酒店周围的环境,要兴建会给贵州带来很大影响与效益的博物馆,要组织港澳企业界人士到贵州考察。他对在贵州投资充满希望,当然也有一些意见,主要是觉得当地个别部门办事效率低、拖拉,比起沿海地区,思想解放的程度还有很大距离。他的柏顿酒店开业已经一年了,而且运营得很好,可至今还只有一张临时营业执照,正式执照迟迟发不下来。
  阎会长很注意听他讲的这些建议和意见,也比较赞同他的建议和意见,觉得这些建议的落实、问题的解决对贵州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阎会长当即表示,一定把王运先生的这些建议与意见反映给贵州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他找王先生又要了一张名片,说是把王先生也介绍给省领导。
  简短、简便的午餐很快就结束了。
  
(六)
  
  那一天的下午,中华慈善总会贵州扶贫项目协议签订仪式举行,阎会长和贵州省副省长莫时仁等有关方面及新闻界人士参加了这个签订仪式。由于上午的座谈会对这次的扶贫项目做了充分的研究,所以签订仪式进行得非常顺利。那天,莫时仁副省长非常高兴,向阎会长介绍了许多贵州的情况,阎会长也饶有兴致地和他谈了海内外慈善事业的现状与发展。
  签订仪式结束之后,阎明复就和副省长莫时仁同志先谈到了王运先生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晚上,和省委书记钱运录、省长石秀诗在一起的时候,阎会长又一次和这两位贵州省的最高领导谈到了这件事情。当然,阎会长和这两位领导谈的还有许多许多,比如,成立贵州慈善会的事,中华慈善总会如何为贵州贫困地区服务的问题,贵州今后如何加快发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问题。谈到这时,阎会长说道,他曾向香港一个很大很有实力的企业介绍了贵州的情况。贵州有建设水利发电站的优势,有通过建设小型飞机场活跃旅游市场的条件。因为,贵州虽然土地贫瘠,但风景极为独特优美,只是交通不太方便。阎会长说,那家大企业对这两项投资都极为感兴趣,也有经验和基础,阎会长是想积极促成这件好事的。
  钱书记和石省长对阎会长说的事情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一个晚上一直都非常高兴。谈到继续解放思想,提高工作效率时,钱书记还讲了他过去在武汉当市委书记时的一段有趣的事情。那时,钱书记就和阎会长有许多交往。

(七)
  
  8日早上8点钟,阎会长由贵阳飞往北京,当天下午他在北京就有一项重要的活动。
  在贵州,星期六半天、星期日一天的一天半休息时间里,他跑了多少道,办了多少事呢?
  阎会长临走时,又反复向张心国、林康和贵州民政部门的几位同志交代说:“赫章、罗甸的项目一定要做好,做好了,嘉道理和我们还会继续把这样的项目做大。”
  在贵州,阎会长多次向贵州的同志介绍总会来的几位同志,说张心国同志是民政部救灾司的老同志,经验丰富,工作认真,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说林康同志是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劳动模范,非常热心慈善事业,在广西挂职时,曾当过广西民政厅的副厅长,说他一贯艰苦朴素,把工资的一半都交了党费,说他是这两个项目的监督和指导,要常到项目点上,是比较辛苦的。阎会长特别对贵州的同志讲,林康同志在生活上没有什么要求,只是他是回族,在吃饭时注意这点就可以了;说王坦伟同志原来在民政部安置司工作,是军队转业干部,年轻的老干部、老军人,工作一贯细致、认真,待人热情;说董屹同志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学法律的,英文水平非常高,说她是1998年救助水灾灾民时来总会的,来了就没走。好多单位高薪聘她,她都没有动心。阎会长还介绍了不在场的,也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总会副秘书长韩京津。
  阎会长介绍起他的部下,总是滔滔不绝,对别人他总是记得优点、好处,而且记得很细。我常常感到奇怪,他脑袋里怎么能记得下这么多东西。他真是个了解、体贴部下的有心人。
  
(八)
  
  刚刚赶到贵阳的嘉道理慈善基金会项目主任李健民先生和总会的张心国等4人坐汽车由贵阳到赫章。
  上车时,我才见到李健民先生。他高高的个子,不胖,也不很瘦,留着平常的平头,戴一副普通的近视眼睛,脚穿一双棕色的旅游鞋,下身是一条铁灰色的休闲裤,上身穿深蓝色的羽绒服,肩背背包,手拎旅行箱。如果不是听他说话,很难想到他来自香港。他讲话不多,说话总是慢慢的。在以后几天的接触中,他那严谨的工作方法和态度,认真负责、不怕艰苦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吉普车开动了,开出不远就走上了崎岖的山路,经过9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了赫章县城。
  赫章县城建在丘陵地上,从我们住的旅店到县委、县政府就要走很陡的坡。我惊异地发现那里的街上居然跑着天津的夏利出租车。出租车收费按人头算,每位1元钱,就像北京、天津的公交车。赫章县城不大,从一头好像就能看到另一头,所以出租车也就不会赔本了。我一直奇怪,底盘不高的夏利是怎么翻山越岭到赫章的?我也感叹:小小的夏利,居然能在这高低不平的丘陵地上跑来跑去,也真经得住考验!
  晚饭由一位县委副书记陪同,在邻街一个不像饭铺的小饭铺里,我们大家都坐小板凳,挤着围住一口大锅,锅里煮着新鲜的羊肉和蔬菜。每人面前另有一碗辣酱和一碗米饭。县里的同志对我们讲,省长、省委书记来这里,也是在这里吃饭的。
  在赫章的两天,我常常想起,一年前,中国文联组织我们到江苏的苏南一些县考察时我所看到的情景。
  差距太大了,甚至可以说是世纪间的差距。
  8日一大早,我们在路边小店匆匆吃过早点,便乘吉普车到要实施养牛脱贫计划的财神镇坪地乡。从县城到那里的路更难走了,车开到半路,天又下起雪来。崎岖狭窄的盘山路上,石子一半是冰块,一半是石块。车子几次在路上打滑,好像随时都有滑落山涧的可能。大约走了一个半小时,才走到我们要到的坪地乡。
  汽车停在一小片四面环山的不平的平地上。下车后,大家便即刻开始走访农户。农户用石头和茅草盖的房子都散落在山坡上。我注意到,李健民和张心国他们查看的主要是所选定的被资助户在当地是不是最困难的,再有就是有没有养牛的条件和能力。
  走访的第一户,夫妇俩都在家,家里黑糊糊的,空荡荡的。这里还没有通电,只地上有一堆煤火,既照明又取暖、煮饭。屋子里的气味实在太让人难以忍受了。这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可两口子正当壮年,都有力气。
  李健民先生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有贷款养牛的事情?愿意不愿意做?能不能做好?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
  由于慈善总会早先已经做了布置,由于县、乡、村的干部已经深入农户做了调查和动员,所以,他们的回答是令人满意的。这一户人家甚至已经把养牛的地方都收拾好了。
  和这一家隔着一条深沟,更高一点的山坡上,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张心国、王坦伟最先走进他们的家,问他们的生活,看他们住的地方,看他们每天吃的是什么。由于年老体弱,老人家的生活要更差一些,只墙犄角有一些小土豆,那是他们每日的饭菜。床(我真不知道那是否可以叫做床)上只有一些破棉絮。老人告诉我们,今年他们没有钱买煤,火都无法生。
  张心国说:“这样的家庭,养牛是没有条件了,应作为救济户对待。”
  离开时,我们给了他们一些钱,也只能解决眼下买煤买粮的问题。
  已经60多岁的林康同志走访的农户最多,以后他还要多次单独来这里。老林和孩子们建立了感情,总有一群孩子围着他。
  我总也忘不了那个一直簌簌发抖的女孩。她家里只有她和她生病的父亲。她父亲见有外人来,吃力地从床上起来,喘着在屋里走了两步,就又躺回到床上了。我问女孩几岁了。她小声地回答说:“11岁。”我又问:“你上学了吗?”她木然地摇了摇头。
  我们也给了她一些钱,不知道那些钱是否能治好她父亲的病。
  我们走出好远,她仍站在房檐下,茫然地望着我们,依旧簌簌发抖。
  离开坪地乡之后,我们又到十几里外的达依乡养牛示范户考察。受到阎会长关注的畜牧局长总忘不了阎会长给他的任务,一再保证,一定要全县被资助的养牛户都得到丰厚的回报。
  晚上回到县里,县委书记周应华同志和我们一起在县委食堂吃饭。他告诉我们,几年前他曾见到过阎明复部长,非常感谢阎部长对全县人民的关心。这时我才知道,阎会长从1995年就开始关心这里贫困的山乡了。
  晚饭以后,张心国与李健民又召集大家和县里的有关同志就考察中了解的情况,进行座谈、研究。说实在的,一天的奔波,大家都很累。而且,每人的脚上、腿上都沾满了泥巴。可大家的兴致依旧很高,一直谈到夜里11点多钟……
  赫章在贵州省的北面。而我们接下来要去的罗甸在贵州省的南面。从赫章到罗甸,如果一直开车,至少也要15个多小时。
  虽然我并没有去过罗甸,但却有一种重访故地的感觉。这是因为,我曾听阎会长详细地谈过他1996年到罗甸时的情景。较之过去,罗甸有了许多变化,可扶贫的任务依旧很多很重。
  李健民和张心国他们在罗甸的考察更细了,不但入户访问村民,还察看了准备种植艾纳香的土地,调查了加工艾纳香为冰片的地方和主要技术人员,询问了产品今后的销路。李健民先生还特别注意到种植艾纳香会不会带来环保方面的问题。
  我一直为慈善总会几个同志与李健民先生在艰苦环境中那细致、认真、负责的态度而感动着,有些沉重的心里也被越来越多的轻松与兴奋所挤占。
  在那里,我曾遇见一个背着背篓的男孩儿,他已经上学了,学习成绩很好,家里的活也干得不少。我想和他多聊一会儿,可他忙着干活,微微一笑便下坡走了……
  

2001年9月,中国江西
  

    在中华慈善总会的安排下,美国后祺圣徒慈善会的两位代表和中华慈善总会的同志到遭受严重水灾的江西石城县发放救灾物资,送去来自大洋彼岸的爱心
  
  他们是来自美国的友人,皮尔森夫妇。
  皮尔森先生73岁,皮尔森夫人70岁。可他们全然不像七十多岁的老人。皮尔森先生高大魁梧,身高近1米90;皮尔森夫人文静、高雅,依旧非常漂亮。在江西边远山区那贫瘠、刻满水灾痕迹的土地上,他们矫健的步伐,甚至常常让一些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望尘莫及。
  皮尔森夫妇曾都是美国杨百翰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美国后祺圣徒慈善会的会员。退休后,他们拿着退休金双双来到中国,在首都医科大学向中国学生教授英语。他们的这种付出,这种跨国界的教学完全是义务的,不取分文报酬,个人生活必要的开销也完全用自己的退休金承担。
  现在,我们和他们一道同行,到曾经遭受严重水灾的江西石城县发放救灾物资。
  我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非常高兴能结识这对美国夫妇,非常高兴能置身于一个动人的场面之中。而这,全缘于阎会长的那个电话。
  2001年9月18日上午,我正行驶在天津的马路上,单位办公室的同志来电话说阎明复会长来电话找我,要我尽快回电话。
  我把车子停在路边,即刻拨通了阎会长办公室的电话。
  阎会长在电话里对我说:“美国有一个慈善组织叫后祺圣徒慈善会。他们刚刚为江西、湖南遭受水灾的灾民捐赠了大批物资。他们这个组织的两位七十多岁的会员将于后天,20日和总会救灾委员会的同志一同去江西山村向灾民发放救灾物资。他们的爱心善行很感动人,救灾委员会的同志在办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也遇到许多感人的事情。你应该和他们一道去江西,好好采访,写一篇报道。题目我想可以叫《来自大洋彼岸的爱心》……”
  我对阎会长说:“明天一早我就去总会。后天和总会的同志一道去江西。”
  阎会长说:“那好,明天我让有关同志先给你介绍介绍情况。”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到了总会。在楼外,我看见阎会长的车子早就静静地停在那里了,便急忙上楼到他的办公室。阎会长放下手头的工作,和我说了有关的几件事以后,便说先让吴一经教授给我说说有关情况,然后,再到救灾委员会去谈。说着,他站起身来就领我往外走。我说吴教授我认识,我自己去吧。阎会长说还是我带你去吧。
  吴一经教授是总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任,比阎会长小一两岁,也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只是长相很年轻,让人想不到“老”字。他退休前在担任过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先生那里工作。吴教授精通英语和俄语,对许多国家的情况也非常熟悉。他在总会应该说是个“义工”。以他这样的学识和身份,退休后继续赚大钱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可他偏偏选择了为困难群体和个人做奉献的慈善事业。听说,新中国成立前后,吴一经教授和阎会长曾经在一个学校里读书。他们是同学,是朋友。
  在吴教授的办公室,阎会长告诉他尽可能详细地给我介绍一些情况。吴教授微笑着让我坐到了他办公桌的对面。
  吴教授给我介绍说,这次对江西、湖南、广西等地灾区的慈善支援,是美国的一个叫做后祺圣徒的慈善组织。这个慈善组织在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是基督教的分支摩门教的慈善机构。他们的成员都有很强的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非常团结、严于律己,每年都把自己收入的10~15%捐给慈善机构,用于帮助穷人。
  这个慈善组织最初是黄华同志的夫人何理良女士介绍给阎会长的。
  去年年初,何理良女士到美国参加纪念斯诺先生的一个会议。那个会议就是在盐湖城召开的。何理良女士回国后,打电话给阎会长说,盐湖城那里有一个慈善组织非常乐意帮助中国遭灾遭难的群体和个人,还带回了他们用于慈善捐助的一份货单。他们这个慈善组织备有几个非常大的仓库,专门存放用于慈善捐助的各类物资。阎会长得到这个信息后,便与吴教授一同拜访了何理良女士,进一步了解了美国后祺圣徒慈善会的情况,并取回了货单。
  当时,正值内蒙古遭受历史上罕见的大雪灾,中华慈善总会全力组织救助的时候,总会便以阎会长的名义给美国后祺圣徒慈善会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们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关注,表示了合作的意向,也谈到了内蒙古雪灾。他们很快就回信了,很高兴地说,非常乐意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共同帮助在困境中的群众,还派出几批人员来中国考察。紧接着,他们经过与中华慈善总会协商,向内蒙古灾区捐赠了一个集装箱的救灾物资。其中有毛毯、面粉、食用油等。他们这次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发送救灾物质,多少还带有实验的性质。他们尚不完全知晓中华慈善总会的通关能力。以往他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其他慈善组织发送救灾物质的时候,往往由于该地区慈善组织的工作效率与通关能力有一些问题,而使好事不能办好。
  中华慈善总会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办好了,很快就把他们援助的救灾物资完全、准确地发放到灾民手中。
  吴一经教授还特别谈到了美国后祺圣徒慈善会在北京的两位成员,皮尔森夫妇。他们也曾冒着严寒和慈善总会的同志一起到内蒙灾区向灾民发放救灾物资。他们在首都医科大学义务教学,每周有三天的课程。他们外出都是利用没有课时的几天。这一次到江西的石城县发放救灾物资,就是在周四、周五、周六这几天他们没有课程安排的时候。吴教授介绍,皮尔森夫妇还要求每周在没有课程安排的三天里,都来总会做“义工”。不但为美国的后祺圣徒慈善会工作,也为中华慈善总会工作。
  2001年下半年,我国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发生严重水灾以后。阎会长带领中华慈善总会的全体同志,在联络全国各地团体会员帮助上述地区灾民的同时,也向美国后祺圣徒慈善会发出了呼吁。
  美国后祺圣徒慈善会很快就有了回音,表示愿意捐助4个集装箱的救灾物资和1万美元的现款。中华慈善总会征得美国后祺圣徒慈善会的同意,决定给江西、湖南两省的灾民各两个集装箱的救灾物资;给广西灾区1万美元的救灾款。
  我特别注意到,这件好事是在美国“9?11”遭受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几天之内进行的。我突然又想起旨在帮助中国患有唇腭裂的儿童治愈疾病的“微笑列车”。这是美国的企业家和慈善机构在中国实施的跨国界的慈善项目。总计要捐助两千多万美元,分阶段拨款。
  我问吴教授:“‘9?11’事件对‘微笑列车’有影响吗?”
  吴教授说:“‘9?11’那天,刚好有一笔款子要汇过来,他们在国贸大厦的银行和办事机构被炸,所以汇款没能马上兑现,但只过了3天这笔捐款就能用了。”
  我听着,心里不由得对伟大善良的美国人民升起一种无与伦比的景仰。
  美国的后祺圣徒慈善会在“9?11”之后几天里,又为中国的灾民送来了这许许多多的物资。
  一次办理、接收这样多由境外运来的包括大米、面粉、空心粉、挂面、菜籽油、毛毯、医疗用品等多品种的救灾物质这对中华慈善总会来说还很少遇到。这项任务由总会的救灾委员会负责。慈善总会副会长贺同兴同志负责救灾委员会的工作。为办好这件事,贺同兴副会长在阎会长的安排下亲自带领救灾委员会的同志当天就与国家民政部、国家计划委员会、海关总署、商检总局等好几个必须通过的有关部门,极快地疏通了北京的各个渠道,办好了应该在北京办理的各种相关手续。
  这批救灾物资由美国的洛杉矶的长滩港运抵我国深圳的蛇口港。中华慈善总会负责到港以后的接收工作和费用。贺同兴副会长安排救灾委员会的徐广富和钱小英两位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同志马上飞抵深圳。一下飞机,他们便马不停蹄地办理各种手续。徐广富同志在给我介绍他们破解一道道难题,通过一道道难关时,特别提到了中远国际货运公司大力的无私的帮助。当北京的中远国际货运总公司通知深圳分公司协助中华慈善总会为灾民办理好这件事以后,他们不但免去了海运的运费四千多美元,而且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那几天,他们派出4个专人,协助总会的同志跑海关、跑商检、办许可证、办接收境外物资的临时代码等等。在海关办手续要涉及4个部门,可在他们的帮助下,不到20分钟就办理完毕了。办理商检时,由于到港物资有大米、40号面粉、25号面粉、空心粉、菜籽油、挂面及几种医用品,涉及的部门多,除了中远公司的帮助,商检局的领导也热情地安排了一名办公室主任负责综合办理这些事情。这些单位不但积极迅速地协助慈善总会,还为总会的同志提供交通工具,以保证为灾民服务的工作更好地进行。同时,还免收了检验费、代理费、手续费、集装箱管理费等各种费用8000多元人民币。
  提起这些,徐广富同志总是激动不已、感动不已。对此,阎明复会长、贺同兴副会长也都十分感慨和欣慰。现在,人们的慈善意识真的是越来越强了,乐于助人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神州大地上爱的气氛真的是越来越浓了。
  爱是没有国界的,慈善是没有国界的。
  看,来自大洋彼岸的皮尔森夫妇又向我们走来了。皮尔森先生穿一件深色的短袖衫,浅色的制服裤,脚上是一双不太白的白色旅游鞋。那几天,他差不多每天都是这样的装束。皮尔森夫人穿一件漂亮的草绿色绸衫,每当劳累一天后的晚上,她又会换上鲜亮的红色衬衫。皮尔森先生的头发是白色的。皮尔森夫人的头发是棕色的,他们两个人都戴着眼镜。
  9月20清晨,由贺同兴副会长带队,皮尔森夫妇和总会救灾委员会的徐广富同志,总会外事委员会的史陈璇同志,还有我一同由北京飞往南昌。我们到南昌时,已经是中午了,在江西省慈善会和省民政厅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吃了便饭,便和省民政厅和省慈善会的有关同志一起乘汽车往石城县驶去。汽车行驶了七个多小时,才到达石城县城。那时,天已经黑了。应该说,我们大家都在长时间的颠簸中感到疲倦了。可皮尔森夫妇仍问这问那,对石城县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石城县位于江西的东南部,赣州市东北部,东邻福建省宁化县,南接瑞金市和福建省长汀县,西连宁都县,北靠抚州市广昌县,处在江西省赣州市、抚州市和福建省的三明市、龙岩市四地市的交叉点上。
  天又一次放亮时,我们才真正看清楚我们眼前的石城。
  石城被群山环抱着,但这里的山没有满目的绿色,大多是紫色的页岩和花岗岩风化区,山地的质量是不高的。看眼下,好像也没有什么资源可开发。这里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发展经济的先天条件相对较差,基础设施也滞后。县内既不通铁路,也不靠码头,仅有一条206国道通过县境。听县里的同志讲,这里虽然是农业县,可人均耕地却仅有0.8亩,农田水利设施也较差。全县总面积1581平方公里。总人口近三十万人,辖5镇5乡140个行政村。石城县是江西省四大暴雨区之一,水涝灾害频发,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五万多公顷。1986年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
  2001年6月13日,特大洪灾又一次袭击这里。那一天,石城县东南部普降特大暴雨,凌晨2时到5时,短短3个小时内降雨量达160毫米,导致山洪爆发,河水猛涨,山体滑坡。洪水肆虐之处,有2672间房屋倒塌,5人死亡,22人受伤。农作物受淹绝收,一些水利、公路、桥梁、供电、通讯等工程及设施也被毁坏。
  江西省委、省政府对受灾的石城县十分关心,民政厅和慈善会的领导同志即刻赶赴这里,送来救灾、重建家园的款项,并直接参与这里的抗灾、救灾工作。带着我们到这里来的一位省民政厅的领导同志已经在这一带蹲点几个月了。县委、县政府紧急动员,灾情发生的当天,县财政立即拨付救灾预备金10万元用于紧急救灾,县民政部门立即将一些救灾物资送到灾民手中。灾情发生的第二天,县慈善会就在全县组织了募捐活动。短短的几天里,就募集到善款75万元,衣物13万件,棉被毛毯220床,并将募集到的款物送到重灾区,分发给灾民。县慈善会的工作是非常出色的,这里人民的慈善意识也是相当浓厚的。要知道,这里是个穷县,受灾的面积又这么大,可人们在慈善会的号召下,还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从县城出发,我们在汽车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我们要去的村庄。贺同兴副会长和徐广富同志对灾区的情况是熟悉的。贺会长还曾在江西的农村搞过一年多的扶贫工作。过去,他们同在民政部救灾司工作。’98洪水以后,他们又同在救灾委员会工作。那时,贺同兴同志任救灾委员会的会长。到中华慈善总会以后,他们也仍旧做救灾工作。想到他们长年在条件恶劣的灾区里奔波,我心里十分敬佩,也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年轻的史陈璇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高才生,’98洪水时到慈善总会当“义工”,以后便留在了慈善的岗位上。她的英语翻译水平是非常高的,常常和外宾一起到灾区考察。
  我们在贺同兴副会长的带领下,在石城那还留着洪水痕迹的山地上行走着。皮尔森夫妇总是走在最前面,无论多陡的坡,无论多深的坎,他们全然不在乎。
  我们看到了灾民在重建家园,也看到了他们还面临的许许多多的困难。皮尔森夫妇尤其关心孩子们。他们猫着腰,走进孩子们上课的教室。由于水灾,两所村级小学被毁,近千名小学生被迫借用民房上课。他们还仔细看了孩子们住的地方,那里看上去是非常拥挤的。他们边看,边记录,边拍照。他们海蓝色的眼睛里总是滚动着激动、慈爱的目光。
  发放救灾物资的仪式就要开始了。群山环抱的一块平地上,通向简易主席台的斜坡道上,孩子们微笑着列队欢迎美国后祺圣徒慈善会的代表皮尔森夫妇和中华慈善总会的同志们。
  皮尔森夫妇没有马上走向主席台,而是和孩子们一样灿烂地笑着,弯下腰和孩子们握手、拍手,也和大人们拥抱,亲近。
  发放仪式开始了。中华慈善总会贺同兴副会长介绍了皮尔森夫妇的情况,介绍了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而后,皮尔森先生高兴地站起来向大家致意。他对石城县的乡亲们说:
  “感谢你们参加这个仪式,这是多么热烈的欢迎场面啊!看到你们明亮的笑脸,我真是太高兴了。特别是那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灿烂的微笑实在是太美了。”
  皮尔森先生向大家介绍他和他的夫人,接着说:“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13个多月了,我们热爱中国。在美国,我们是后祺圣徒慈善会的成员。由于后祺圣徒慈善会与中华慈善总会的紧密合作,我们今天才能把这些物资从遥远的美国盐湖城运到这里。我要告诉你们,我们的组织爱你们,美国人民爱你们,我们爱你们!”
  皮尔森先生高高站立着,深情地环顾在场的乡亲们,高声说:“不久前,你们遭受了洪灾,你们的房屋被毁坏,庄稼被冲毁,人员也有伤亡。但是,从你们灿烂的笑容里,我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你们克服困难、战胜灾害的信心与力量。这里的明天一定是非常美好的。”
  皮尔森先生的讲话,博得了大家经久不息的掌声。
  石城县的县委、县政府和县里的慈善组织精心、细致、准确、迅速地安排了这次救灾物资的发放,使每一个灾民都及时领到了分给自己的物品。对此,皮尔森夫妇和慈善总会的领导都颇为满意和赞赏。
  我们从村庄返回县城时,天已经黑了。皮尔森夫妇却还惦记着那里的灾民,尤其是那里的孩子们。匆匆吃过晚饭以后,他们让史陈璇同志跟着,又到县城的商店为孩子们买了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许多礼物,还给孩子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让小史翻译成中文,请县里的同志一并转交。他们还表示,回去以后,要向美国的总部汇报这里的情况,争取和中华慈善总会一起对这里的灾民有进一步的帮助。
  在江西灾区的分分秒秒里,皮尔森夫妇一直十分高兴,十分兴奋,像年轻人一样焕发着勃勃朝气。
  皮尔森夫妇灿烂地微笑着。
  我坚信,石城县的人们会永远记住这来自大洋彼岸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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