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研究
国内大学为何难以吸引捐款

中国科学院教授   时政评论作家   高峰

  近日,美国哈佛大学公开宣布,由陈启宗、陈乐宗创立的家族基金“晨兴基金会”承诺将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款3.5亿美元,这是哈佛创校378年以来收到的最大单笔捐赠金额。收到天价捐赠后,哈佛大学决定将该学院更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以此纪念陈启宗和陈乐宗兄弟已故的父亲陈曾熙。这是哈佛首次因慈善捐款为一个学院更名,也是哈佛学院首次以华人的名字命名。
“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作为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的董事长,与胞弟陈乐宗位列《福布斯》2014香港富豪榜第17位,净资产估计达29.5亿美元的陈启宗却对媒体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事实上,陈氏家族有捐身家的“不明文家规”,“我们家的钱不留给后代,都用于做公益、做慈善,除了养我妈妈以外,她94岁了。”
为何要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捐赠?看过陈氏兄弟的资料,这一谜团也自然解开了。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陈乐宗是哈佛大学校友,1979年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取得学位。陈乐宗的母亲是一位护士,上世纪50年代在自家厨房里为邻居家的孩子们注射疫苗。
陈乐宗表示,“为了继续我母亲在公共卫生事业的工作,以及我父亲在教育事业上的专注,我和兄弟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款。”
自1996年起,陈氏兄弟通过晨兴基金,每年资助北大、清华、复旦等5所高校的500名学生;2006年捐款1亿港元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晨兴书院;捐建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楼、创立晨兴数学中心,捐助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等。
事实上,华人大手笔捐助欧美名校已经不是新鲜事,其中不少是创学校纪录的大规模捐赠。2014年7月,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以“SOHO中国基金会”的名义和哈佛大学签订了1500万美元的捐赠协议,用以资助中国贫困学生赴全球精英大学就读,此项目的整个助学金金额为1亿美元。2012年,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及家人向哈佛大学捐出4000万美元,成为当时该校史上最大一笔华人捐款,其中3500万美元用来建造哈佛商学院大楼“赵朱木兰中心”。  2010年,高瓴资本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张磊公开表示,向耶鲁大学捐赠888.8888万美元,创下了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对本学院捐款的最高纪录。2007年,雅虎创办人杨致远曾捐助7500万美元给斯坦福大学建设环境研究中心,轰动一时。
就国际惯例而言,现金储备、投资规模、学校品牌越大,学校受捐赠的额度也会呈正比放大。据美国全国学院和大学事务所人员协会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对800多所公立和私立大学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过去3年,单笔受捐金额达9位数的受捐大学名单包括康奈尔大学(3.5亿美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3.5亿美元);耶鲁大学(2.5亿美元)美元;宾夕法尼亚大学(2.25亿美元);哈佛大学(1.5亿美元);达特茅斯学院和乔治城大学各1亿美元。
根据2013年底公布的2014年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清华大学以13.23亿元人民币名列榜首,北京大学以12.93亿元人民币位于次席。尽管这一数字在国内已经是“天价”,但与哈佛等欧美名校相比依然不可同日而语。为何国内大学不能成为华人富豪捐赠纷至沓来的洼地呢?
在海外,捐钱就是捐钱。但在内地就复杂很多,牵涉很多麻烦,最要命是花费精神和心血,等于自讨苦吃、自找麻烦。这些“麻烦”包括官僚主义、贪腐及分配不公等问题。在国外,若有商业赞助的契机,大学理事会和学院教授委员会会聚在一起进行民主决策。他们会商量赞助商的商业意图、商业特性、广告色彩、冠名时间和地点,并公开一切。但在国内,往往只是行政拍板。在这样先斩后奏的情况下,老师和学生到最后才知道突然多了一项商业冠名,如果争议很大,那再撤掉。
除了事先“不公开”,事后“不透明”也是很大的问题。比如捐赠赞助后的钱到底花在了哪里,对学生到底有哪些实际帮助,这些都没有很好的交代。以前国内高校的捐赠生态很有问题。2010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法》要求高校公布财务信息,但人们对财务去向、执行情况还是不甚明了。由此,“钱去哪儿了”、“潜规则”等质疑不绝于耳。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国外实行的是现代学校制度,校长要对大学理事会负责,不做好公开透明可被罢免。但国内的校长都是行政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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