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研究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以中华传统慈善观念为基石 ——谈谈民主、文明、和谐价值取向

        我们在学习和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中国人至少从19世纪末叶开始就被迫接受西方的教育。一百年前批孔,“文革”中又批孔。至于扫“四旧”,则将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扫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几代人中断层了。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西方文明似乎也因此牢固地主导着世界文明方向。欧美国家,尤其美国,宣扬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观”,用来掩盖其文化中心主义,其政治意图是力图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标榜为绝对标准,要求处于弱势文明状态的发展中国家按此标准进行转型。尤其对中国,西方战略意图就是使之彻底西化。我们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又吸取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体现了现代精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但这并不等于12个价值范畴都可以一一对应地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找到来源。有些价值范畴如民主、自由、法治、诚信等只是在近现代工商业社会才能产生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或者虽古已有之,但赋予了新的含意,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西方政客在对待有些价值范畴上的双重标准,或言行脱节,或似是而非。我们学习和理解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时,一定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长期接受西化教育,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有些学者误读经典文本。因此我们对老祖宗一定要有恭敬心。哲学家冯契先生曾说:“我能与古人为友,对古人的生活、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条件有同情的了解。所以我才能对古代作品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我们需要常常反省。

  首先谈谈“文明”价值取向。
  文明是什么?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文化,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共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按人类学家摩尔概的分期法,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这是按生产力发展的标准进行分期的。19世纪欧美工业化加速、科技进步、生产力提高和物质产品丰富被视为文明的成就。文明标志着人类创造的特有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文明的内涵更多地指内在的价值、精神及其外化,包括技术、制度、习俗等。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除了生产力水平外,更多地是精神性内容,特别是对人的原始兽性和物欲的一定的克制,形成道德自律的准则和公共秩序。不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域,一旦人们道德沦丧之时,文明也会倒退到野蛮,尽管生产力和科技发展到可以随意毁灭一个国家和民族。
  文明发展有一个过程,记录这过程的是文明史。不同地域的文明有不同的特色。不同文明之间总是在交流,取长补短。大哲学家罗素(Russell Bertrand)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过去,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取得了人类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希腊向埃及学习,罗马向希腊学习,阿拉伯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欧洲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向拜占庭学习,最终往往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谓“西方”,严格地讲,是19世纪才形成统一文明的现代欧洲,此前的“西方”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是分裂的。西方文明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特别西方在启蒙时期,东西方文化之间有着交流和融合。文艺复兴前几百年,世界的中心是阿拉伯文明。文艺复兴启始阶段是意大利人学习阿拉伯文,从阿拉伯文书籍翻译已在欧洲失传的希腊文献,重新发现了亚历山大和凯撒以及荷马和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上古欧洲。近现代西方世界的精神源头被认为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伟大复兴。西方思想家在文艺复兴及其后的启蒙运动都曾向古希腊、罗马学习。文艺复兴运动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来挑战天主教势力,以人性论来挑战天主教的思想禁锢。而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大约400年时间里,初步建立起在自由、平等、民主、法制基础上的现代社会。另一方面,打破了教会的文化霸权和拉丁文霸权,转化到各个民族主体文化,即诸民族的多元文化。启蒙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表现在18世纪的“中国热”。莱布尼茨从哲学和宗教上论证了儒家学说的合理化,伏尔泰从历史和政治上论证了儒家学说的合理性。启蒙思想家欣赏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天道观、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以“理”为天地万物的最高法则、“有教无类”的教育制度、科举考试的选士制度、孝廉举荐的选官制度、“选贤与能”的用人之道、“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重农的经济思想,等等。直到现今,仍有不少中外学者认为,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有着中国的思想渊源。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讲“中国由于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陶瓷、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这些说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西方启蒙运动中表现出可以转化为现代化内涵。自15世纪至18世纪前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推动了欧洲工业革命,从1860年至19世纪末,欧美创造了以科技物质文明为主要内涵的西方现代文明模式,也是资产阶级资本统治的世界和工业文明异化的世界。马克思于1856年4月15日在伦敦为《人民报》创刊纪念发表的演说中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财富的新能源,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这个时期,西方国家借文明的名义发动战争,是旧殖民主义时代。马克思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20世纪一百年内,西方文明模式被推向高峰,物质产品空前丰富,但同时现代文明带来了信仰缺失、精神生活空虚迷茫现象,带来了迷心逐物的现代病。20世纪中期以后,开始了新殖民主义时期。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把他们的文明美化为通往现代化的唯一道路,软硬兼施地胁迫发展中国家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模式去治国。他们还宣扬“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来引诱或恐吓发展中国家引进和实行美国式文明制度,然而其恶果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在经济上依附于西方。20世纪下半叶,一些学者开始对欧美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和科学万能主义等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明模式进行反思,乃至从中国文明和东方文明中寻找改革之路。著名的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大声疾呼:“解决21世纪的问题,只有靠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教。”西方工业文明的确已接近末期。人类面临资源枯竭、气候异常、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道德滑坡。人类应该觉醒,促进由工业文明的黑色发展转向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
  其次,谈谈“民主”价值取向。
  在政治生活中,“民主”这个词在媒体和人们的口里出现的频率很高。欧美国家把“竞争性选举”看作是“民主”的观念和标志。多数学者认为,西方的竞选民主是源自古希腊城邦的直接选举。希腊文的“民主”是叫“demokratia”,原意是“人民的权力”或“多数人的统治”。“民主”作为国家形态的本来含义是人民直接选出代表来治理国家,实现大多数人的统治权力。不过,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是由自由人(公民、外籍人、妇女)和奴隶组成。一个人的公民身份意味着他享有参加城邦政治生活的权利。公民身份属“公”,而其他人只有“私”的身份,不能参加政治生活。公民的身份来自对某一种族集团的归属,如雅典人。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不久即召开制宪会议。美国宪法规定只有白人男子享有选举权,而白人妇女、黑人和印第安人都没有选举权。希腊民主制的只让某一族群享有民主权利的传统也被美国的白人男子所继承。美国建国后94年,144年和172年,白人妇女、黑人和印第安人才分别在法律上获得选举权。美国宪法侈谈天赋权利,不过是个谎言。美国白人妇女、黑人、印第安人经过长期前赴后继的不懈斗争,乃至流血牺牲,才赢得了民权。
  关于民主的渊源,西方学术界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美国现代社会的民主体制源自早期印度佛教僧团。(美)加勒特主编的《印度的遗产》一书中对佛教的“三番羯磨”的民主会议制度论述甚详。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到斯里兰卡从事学术调研的美国社会学家,从佛教内典中查阅到“三番羯磨”民主会议制度的阐述,撰文指出,美国经几代人所创立和争取的立宪、议会、选举等现代社会的民主体制,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印度佛教僧团内就已成功推行。其实,佛教传来中国以后,中国佛寺承传了印度早期僧团的民主会议制度。每年农历12月,大寺院的领导人,如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师等召集寺院比丘开会,作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审议寺院规约(寺院宪法),使之与时俱进,并集体辞职。接着由僧团以一人一票选出新领导。第二天,即正月初一,新领导履职。不过,它给后世的重大启迪是:这种民主选举是以“六和敬”原则为基础。佛教(佛陀教育)的“六和敬”原则是:一、“见和同解”(依据佛陀教导,大家建立共识);二、“戒和同修”(严格持戒,即严以律己,守礼守法);三、“身和同住”(僧团内人人平等,无有高下,互相谦让,和睦相处);四、“口和无诤”(善护口业,不饥他过,有错则自觉发露忏悔);五、“意和同悦”(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戒除贪、嗔、痴,欢欢喜喜共处);六、“利合同均”(有福大家共享,淡泊自私自利,念念利益一切众生)。
  美国人在大选中有没有类似“六和敬”那样的思想基础呢?绝对没有。日本中曾根康弘在《新的保守理论》中说,民主是什么东西呢?从根本上说,就是多数决定的原则。“假如不抛弃私心,以多数作决定的根据就不存在。议会政治采取的多数决定的时候,确定需要大家抛弃私心。但是在现实中,如此重大的大前提难道不是在崩溃之中了吗?”美国不少学者批评美国的选举民主是“金钱政治”。在美国,只有民主党、共和党两大党才有巨大财源进行竞选,而且美国2013年最高法院以“言论自由”为藉口,取消了企业赞助选举的限制,这样,美国大资本集团可以更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干预、影响美国的选举民主。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曾说:“任何选举都由四部分组成:候选人、政策立场、竞选班子和金钱。没有金钱,其它三项只能免谈。”总统候选人一旦当选后,必然为政治捐款人的利益服务。美国每次大选还可以见识到选民的私心膨胀、对社会责任的漠视,而被媒体指责为“非理性投票”。学者们将这些现象统称为“民主悖论”。美国一直大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它的美国民主,作为称霸世界的软实力。不少国家被胁迫搞美国式民主,结果出现了“民主”,而无治理的乱象。印度、菲律宾、墨西哥等国成为媒体所称的“无效的民主”转化为“无效的治理”。至于贫富悬殊、宗教的教派林立的国家,竞选民主往往强化了社会结构的对立和冲突,加剧教派之间的对立,乃至大乱,如北非、中东。非洲选民评论说:“我们是拿着外国报刊,听着外国广播,看着外国电视频道,投票选举由外国公司包装的本国总统。”
  美国两党制的政党制度,其特点是通常由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一个政党作为执政党,掌握行政权,但不一定同时掌握立法权。具有立法权的议会,如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很有可能被在总统竞选中败北的另一政党占有。“三权分立”称为“分权制衡”。分权制衡在权力监督上有积极意义。不过,倘若一个政党掌握行政权,另一政党掌握立法权,那么“分权制衡”就可能成为“分权掣肘”。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被媒体嘲讽为“跛足总统”。倘若选举民主不能保证政府的“善治”,就令人质疑了。
  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没有西方那种竞争性大选、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为特征的治国方式。中国有自己的治国理念和实践。“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圣贤在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国指导思想,就是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尚书》讲“民为邦本,本国邦宁”。古代圣贤重视民众的本体地位。《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意谓人民、国家、君主三者的重要性方面,人民是第一位的。《大学》讲“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爱民要像民之父母一样,俗称当好父母官。“五伦”讲“父子有亲”。“亲”指爱,而且是无私的爱,无条件的爱。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意指君、夫、父要以身作则,各自为臣、为妻、为子做出好榜样,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些都是极高的要求。实际上,是强调作君、作夫、作父的一种责任意识。“民本”思想在价值观念上高于“民主”。民主只是选出代表、领导人的具体形式。没有民本思想为基石的民主是极可能不能有效地治国理政的。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话中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是对“民本”思想的现代诠释。这是传承和发扬了传统“民本”思想,力重“民生”。重民生成为我们落实民主执政理念的重要政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转化为现代价值的价值存在。
  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框架的基本内容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各界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制度、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区自治制度、以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职工自治制度、以民族自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区域自治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选举民主得到不断的推进和拓展。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全国范围内选举产生村委会,90年代下半期开始了乡镇长和乡村党组织直接选举。村镇的选举是在协商民主基础上进行的,这是中国的创举。选举民主提升了民众的政治素质,改善了干群关系,提升了党执政的合法性。
  西方政治界在20世纪90年代反思选举民主的弊病,提出一种民主理论,即“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在协商中,做出大家能接受的决策。美国的协商民主主要体现在譬如有完善的智库体系,既有官方智库,也有民间智库;譬如国家机关成立有各种咨询委员会,并具有代表性和具有多样的咨询方式,有永久性的,有暂时性的,有调查性的,有研究性的,也有咨询性的;又譬如,协商、咨询是国家机关同个人、民间之间的互动,强调平等对话,理性说服,但最后决策是国家机关的事,协商与决策两者是分离的。
  我国的协商民主起步要早得多,是从1949年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政治协商形式,制定“共同纲领”,并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的基础上确立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发展和拓宽协商民主。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重要体现。政府并非完全垄断一切合法权力。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利益集团等一起承担维持社会秩序、调节经济和协商社会发展的职能,一起参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调查研究和政策磋商。这些主体相互依存,以共同的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原则为准则,以达成共同目标进行协商,通过平等合作的形式,来解决各个层面上的不和谐问题。协商民主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善政”和“良治”。
  近两年来,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建国以来实行协商民主的经验,创造性地构筑了我们党的协商民主的理论框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的发表,是我国协商民主成熟的标志。“《意见》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内涵,阐述了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渠道程序,对新形势下开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作出全面部署,是指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式协商民主,其范围之广,理论之精确,部署之具体,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先例的。中国式协商是为了更好地治国理政,而实行党与党外的合作、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等等。这是通过合作、战略伙伴关系,来确立认同的目标和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国式民主建设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人民大众从中理解到作为公民资格的相应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参与国家事务,提升自己的主体意识,学会以理性的方式处理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再其次,谈谈和谐。
  就思想渊源和理论资源而言,和谐社会状态是中华民族自古有的一种“大同社会”理想。在我国古代文化和哲学思想中,就不乏有关和谐观念和对和谐社会状态的憧憬。和谐观念有三个维度:一是人自身的和谐(自身灵与肉的和谐),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三个维度中,自身和谐是最重要的。《论语·学而》讲“礼之用,和为贵。”“礼”是讲规矩。《礼记·经解篇》讲“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礼记·乐记》讲“中正无邪,礼之质也。”一个人若能做到修身,做到“思无邪”,能“克己复礼为仁”,自觉约束自己,就能做到自身和谐。领导人若能“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个人,或一个领导人能严以律己,则自然能自身和谐,并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儒家还讲“和而不同”“转生合一”和“过犹不及”,都是讲调和人际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恢复平衡,从而趋于和谐。“和而不同”意指不同事物可以和谐共生;“转生合一”是指不同的事物可以转化而融合为新事物。“过犹不及”是指待人接物要掌握适当的“度”,过分和不足都不好。这阐述了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中的差异与和谐、冲突融合、多元互补。对内、对外都是平等合作,共生共赢。儒家在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同时,强调“力行”。《论语·宪问》讲:“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孔子说,读书人留恋家庭的安逸,就不足以做读书人了)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特别提出天、人的关系的和谐,为此提出“天人合一”。这是对宇宙和人生真相的探索。《孟子·尽心上》讲“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于仁爱,这就是懂得人的本性。懂得人的本性,也就懂得了天命。保持人的仁爱之心,培养人的本性,这就是对待天命的方法。无论长寿或短命,都始终如一,修身养性,以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之处。)儒家著名学者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朱熹说,“惟仁,然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朱熹在注释《周易·系辞下》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时,指出“生道”即是“仁道”,即“仁爱”。道家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佛教(佛陀的教育)讲“生佛不二”(“生”是众生,“佛”是指佛如来。众生是没有觉悟的佛,佛是已觉悟的众生。)又说“自他不二”(“自”是我自己,“他”是上至诸佛,下至地狱众生,是一不是二。)我们为什么要爱人,因为是一体,同一个本体。不仅爱人,而且爱宇宙之物。这个爱心包容整个宇宙。无论儒家,亦或道家和佛家,其核心都是大爱,大爱无疆。宇宙、天地、自然的核心也都是大爱。天与人的心、性联系起来,是依靠“大爱”相沟通,相统一,人与天地就“和”了。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把“和”看作最高价值,最高道德境界。中国儒释道三家的哲学都主张“主客一元”。这是“和”的哲学。西方的哲学是“主客两分”,是“斗”的哲学。当代西方有一些哲学家看到“主客两分”的哲学的弊病及其造成的严重危害,眼睛转向东方。德国法理学家阿图尔·考夫曼在其所著《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说》中说,“后现代思想首先应该克服现代两元论,即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宜采取主、客一体化研究范式。”
  在当代治国理政中,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社会各个系统、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规范的运行状况。具体来说,则指社会与自然环境、社会同政治之间、社会同经济之间、社会同文化之间的协调状态。从狭义上说,是指社会层面本身的协调。具体来说,社会与社会各个阶层、群体之间利益的协调、社会中的不同群体、族群、宗教之间的协调和良性互动,公民在经济生活中的自立和自决,政治生活的民主和公正,思想文化上的自由和宽容,公共生活中的法治和德治及礼治,核心价值观诸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的普遍共识和实践。
  在当代的治国理政中,我们党特别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任务和重要目标,还首次将社会和谐提升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使社会和谐成为评价中国各级政府绩效和社会民主治理状况的重要参照坐标,即有严明的法度,有透明度,有公信度,有行政高效,有良好的协调等。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极重要的是,要牢记把教育放在治国理政的第一位。绿色文明建设,教学为先,和谐社会建设,教学为先,民主建设,教学为先,价值观建设,教学为先,要深化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理。宇宙观决定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我们心里有阳光,我们会“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主办单位:天津市慈善杂志 版权所有:本站所有版权归天津市慈善杂志所有 津ICP备:88888888号
通讯地址: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路126号 邮政编码:300041 联系电话:(022)27116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