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慈善
丹心献伟业 正气在人心 ——回忆父亲万晓塘(之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抚今追昔,我更加怀念我的父亲万晓塘。他与无数先辈一样,为创立和建设新中国奋斗一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真正做到了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

(一)

191611月,父亲生于山东省齐河县生官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聪慧勤奋,深受家人亲友喜爱。由于家境贫困,他10岁才入私塾,后读小学。18岁时,父亲在亲友们的资助下离开家乡,考入官费的惠民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开头两年,他埋头读书,品学兼优。从第三年开始,他关心社会政局,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很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革命主张,并参加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父亲立志抗日救国,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宣传活动。19375月,共产党员马霄鹏被派到惠民乡师任教,在学生中发展了父亲和10余名党员。不久成立了学校党支部,马霄鹏为支部书记,父亲为委员。从此,父亲走上党领导的革命道路。

19377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7月底,平、津相继沦陷。日军沿平汉、津浦铁路线南进。9月,中共北方局根据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的指示,发出“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的号召。当时冀鲁各地党组织,都积极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为了准备应付日本入侵,改组县以下行政组织,将区公所改为乡农学校,一方面行使原区公所的行政职权,另一方面训练农村青壮年,组成自卫队。在鲁北各县创办乡农学校时,党组织派遣一批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到各乡农学校任职或学习,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工作。19378月,父亲担任中共阳信县工委书记,到阳信县组织抗日武装,建立了阳信县第一个党支部,父亲任支部书记。党支部建立后,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积极利用乡农学校这一阵地,开展抗日活动”的指示,迅即在各乡农学校组织自卫队员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9月,中共鲁北特委宣传部长赵明新到鲁北地区指导抗日工作,要求各县党组织抓紧把乡农学校这支武装掌握起来,做好抗战准备。父亲立即与几个乡农校校长联络,决定从第二乡农校(劳店乡)和第六乡农校(洋湖乡)、第五乡农校(流坡坞乡)抽调一些骨干,合编成一支抗日武装队伍,由富有军事经验的党员担任指挥,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做好狙击日军的准备。109日,日军109师团118旅团一个联队沿德州庆云县境内公路南下渡过马颊河纪王桥,驻扎在距流坡坞村(今流坡坞镇)以北三四里的地方,准备次日经过流坡坞南下侵犯惠民县城。根据敌情,父亲和党支部于当晚研究了在流坡坞阻击日军的作战方案。10日拂晓,他们集合了洋湖、流坡坞两处乡农学校自卫队一百多人,埋伏在流坡坞村外公路两侧,待日军进入了埋伏圈后,自卫队员排子枪齐发,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他们利用流坡坞村周围的的古围墙做掩护,与日军展开了巷战,双方对峙了半个多小时,终因日军火力凶猛,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党支部带领自卫队主动转移。据山东省滨州市党史研究室经过多年研究后认为,流坡坞阻击战是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打响的山东抗日第一枪。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山东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渐成燎原之势。

193712月,根据山东省委的命令,父亲转移到济南西南部的平阴县、长清县、肥城县等地组织游击队。当时,济南已沦陷,长清县一部分党员、“民先”队员和其他骨干,转移到离县城西南三十里的坦山村集中,准备武装起义。由于对如何成立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所知很少,便去泰安县向省委请示并要求派人指导。19381月初,中共鲁西北特委派父亲等4人到达长清县南坦山阎楼村,建立了中共长清县临时党支部。这是济南郊区第一个县级党支部。经大家推选,由父亲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党支部成立后,立即在当地组织起一支抗日游击队,有六七十人,50多支枪。这时,以张北华为首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攻打了肥城县,还袭击了长清县万德区界首村的日伪军,取得胜利,民心振奋。鲁西北特委指示父亲立即派人到肥城与张北华联系,并将他们的队伍编为抗敌自卫团的第四大队,父亲任副大队长和党支部书记。到这年4月时,西区自卫团已拥有19个大队(连)、2700余人。日军为了恢复和维持交通,动用万德、泰安两地驻军分三路同时对驻肥城的自卫团进行合击。自卫团在抗击后被迫撤出。48,日军占领肥城县。自卫团根据敌强我弱形势,研讨今后活动方针,决定分散活动。其中,由父亲和战友魏金山等人带领第四、十一、十七三个大队于5月开赴位于长清、肥城、平阴三县交界地带的大峰山区活动。父亲和魏金三等分头做工作,把大峰山区具有重要的地理优势和战略地位,群众基础好,对游击队发展有利的道理向大家说清楚,稳住了这支队伍,坚持在大峰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不久,经过扩充队伍,收集枪支、粮食,建立了大峰山独立营,下属4个连。父亲任一连副连长兼指导员。

19385月中旬,山东省委为了发展泰西根据地,组建了泰西特委,任命段君毅为书记。特委把在地方建立党组织工作摆在首位,专门从部队挑选出一批干部去担任县委、工委的书记。父亲被任命为长(清)肥(城)平(阴)联合县县委书记。因父亲当时正患严重的伤寒病,留在肥城一户可靠的老百姓家养病没能赴任。魏金山找到一位老中医给父亲治病,终使父亲病情好转。两个月后,父亲病愈,返回原部队。193811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大峰山独立营等泰西抗日武装,聚集大峰山区,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下辖3个团,父亲任营(原大峰山独立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等职。

1939115日,中共鲁西区委在馆陶县成立,书记张霖之,统一领导鲁西、鲁西北和泰西3个特委。为加强政权建设,泰西特委从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抽调出一批干部充任地方领导工作,父亲被调往泰西特委工作,担任组织部副部长、社会部部长。1939年秋,父亲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社会部举办的公安保卫训练班学习,期间担任了学习班的党支部书记。1940年春,学习结业返回鲁西区党委。这时区党委亦增设了社会部,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兼任部长,下设组织、社会两个科,父亲任组织科长,具体负责筹建鲁西公安总局。同年415日,鲁西区行政主任公署在东平县(今梁山县)戴庙成立,下设公安总局,父亲担任副总局长。从此,父亲全力投入到党的公安保卫事业上来。

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公安保卫工作尚处初创阶段,在频繁战斗的敌后开展工作十分艰难。在鲁西区党委领导下,父亲与战友们一起突出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创办公安训练班,第一期共13人,学员结业后,大多数调配回各县担任公安局长。二是将鲁西区管辖的泰西、运西、运东、卫东、鲁西北5个地委隶属的32个县都建起了公安机构。三是抓紧乡、村公安队伍建设,把基层公安保卫组织建立起来,以配合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

进入1941年,由于日伪顽的夹击和封锁,抗日根据地遇到很大困难。7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将冀鲁豫、鲁西两个区党委合并为冀鲁豫区党委。9月初,组成新行署,14日,行署任命父亲为冀鲁豫区公安分局局长。当时,区党委的警卫部队仅剩下一二十人。父亲上任后,首先抓了队伍的组织建设,从地、县委抽调不少优秀党员进行培训,加强了公安保卫队伍。为把根据地的公安工作搞得扎扎实实,父亲经常冒着生命危险,通过碉堡林立的日伪封锁线,去各县和乡、村实地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对那些暂不能亲自去的县、区、乡、村,他采用定期召开碰头会和写信的方式布置工作。在抗日斗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父亲领导各级公安保卫机关,按照区党委的工作精神,组织公安人员将打击的重点放在日本特务和死心塌地的汉奸身上。他认真贯彻执行区党委的“精兵简政”要求,将公安分局所有科、室一律取消,科长变为干事,精减下来的人员充实基层,并请求区党委抽调一部分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加强公安工作。他还将各专署、县公安机关人员组成小型武工队、便衣队、短枪队,深入敌占区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团结群众,掌握两面政权,同时将分局的公安力量组成精干的小分队,进入敌后开展锄奸和游击活动,从而稳定和鼓舞了广大群众抗日胜利的决心。父亲常常不顾个人安危,保护领导和同志们。有一次,日寇进行大“扫荡”,突然包围了行署公安机关所在的村庄。当时行署主任段君毅也住在这个村子里,刚一发现敌情,父亲就跑到段君毅的住处,让他赶紧骑上自己的马突围。这时日寇已经冲到村边,父亲便和侦察科的一位同志步行突围。父亲有心脏病,跑不快,那个干部便架着父亲跑。没走多远,碰见机关一个伙夫也走不动,父亲立即让那个干部架起伙夫跑,自己吃力地在后面跟着,直到脱险。那时日寇“扫荡”频繁,机关经常转移,父亲虽然身体不好,却经常把自己的马让给有病的同志骑。这年春夏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在一些敌占区和边沿区,人口大量外逃,土地无人耕种,开展工作十分艰苦。父亲派出机关工作人员和行署警卫部队去内黄县一带重灾区,一面战斗,一面开荒,一面救灾。当时没有什么粮食储备,只能从机关工作人员勉强糊口的口粮中挤出一些粮食救济群众,那真是杯水车薪。何况机关工作人员有时还以米糠、树叶、红薯梗等来充饥,同时还要给无人耕种的土地撒上一些种子,以备逃荒的群众回乡时能有点收获来充饥。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就是这样上下同心,患难同济,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对敌。

194311月,为加强对冀鲁豫与冀南两区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鲁豫分局。次年5月,原冀南行署与冀鲁豫行署合并,定名为冀鲁豫行署,父亲担任行署社会部部长、公安局局长。不久,他奉命赴分局党校(位于太行区的林县)参加整风审干学习。这是冀鲁豫分局党委遵照党中央发布的整风运动决定的要求,抽调了地县级以上干部50余人脱产整风学习,父亲担任了直属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由于受一些地方“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党校进行“三查三整”中出现了一些过头的作法,伤害了同志。父亲及时察觉,坚持以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方法教育帮助同志。对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同志在未取得确凿证据以前不做处理,待弄清事实条件成熟再做处理,使这个支部整风中没有发生偏差,干部政治思想有了很大提高。

抗日战争胜利后,冀鲁豫和冀南分开,恢复两个区党委、军区和行署,父亲继续担任冀鲁豫行署公安总局局长。当时行署管辖6个专署,都分设了公安局机关。194511月,冀鲁豫区党委增设社会部,以加强党对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父亲任副部长兼行署公安总局局长。19466月,国民党政府撕毁国共停战协定,派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区。此时,冀鲁豫边区内外的日伪残余、国民党反动势力以及地主、还乡团、土匪、恶霸,结成一股反革命逆流,向解放区全面扑来。在严峻形势下,父亲带领全体公安人员做好除奸、防奸工作,还整顿健全了各级公安机关和基层保卫组织,强化了群众性的治安防谍工作。冀鲁豫解放区的公安干部、战士,在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坚持根据地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19473月,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的公安保卫工作会议上,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在报告中指出:从19467月自卫战争以来,冀鲁豫是首要战场,8个分区沦陷5个,但公安干部仍在敌后坚持斗争。当时冀鲁豫区公安机关破获重大案件24起,有力地配合了自卫战争。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以集中力量统一对敌,加强对外情报工作的领导,冀鲁豫区党委于910决定将各级城工部、军队战略情报机关与社会部合并,称社会部,由父亲兼任部长。为配合野战军作战和内地反特斗争,父亲依照中共中央加强城市工作的指示,在冀鲁豫边区周围,沿津浦、陇海、平汉三线的敌占城市济南、济宁、徐州、开封、新乡、安阳建立了工作机构,广泛开展情报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对我军组织战役进攻和攻取周围城市起了重要作用。父亲还指导在城市工作的同志,利用各种时机发展党组织,在各界人士中做好团结工作,对工厂机关学校等重要单位进行保护,防止遭受敌人破坏,还对城市收复后肃清残敌方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外线活动的公安武工队长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1947年曾受到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的表扬。1948年上半年,在解放战争中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主动出击战斗达3000多次,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人民解放军转人外线作战后,冀鲁豫解放区既是战场又是后方,做好战勤工作成为全区重要任务之一。父亲抽调公安系统大量人员参加和保卫各级战勤工作,日以继夜地组织群众性的支前工作。1948101日,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军区、公安机关移驻菏泽县城内。同月,行署公安局在菏泽县城内设置固定监狱,关押重要战犯。父亲直接领导了战俘集训工作,开办训练班对收容的国民党的党政军特骨干分子进行思想教育,实行优待俘虏的宽大政策。经过教育后,除愿意留下工作的以外,其余均被放回。他们回去后宣传我党政策,揭穿国民党欺骗宣传,对协助我军的反攻起了积极作用,有的人还在发动国民党军队起义中做出了贡献。父亲还亲率干部,深入黄河以南战斗频繁的各县检查指导工作,对广大公安干部和人民群众给予了很大的鼓舞。

194810月,华北局电令调父亲北上参加解放天津。12月,冀鲁豫区党委作出决定,同意父亲及王笑一等同志参加接管天津的工作。当时,有的同志建议父亲从长期工作过的冀鲁豫地区带点干部一起进天津。父亲表示决不以个人名义选调干部带进天津。为了安全需要,他仅带警卫干部等3人同往天津。父亲在冀鲁豫解放区工作战斗了9年,与那里的人民和干部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时区党委和社会部先后召开了欢送会,会上区党委领导同志与父亲热情拥抱,亲切话别,许多同志洒下了热泪。

冀鲁豫区公安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198810月在《冀鲁豫区公安史资料长编》结语中写道:冀鲁豫区公安保卫机关,自1939年创建到19498月撤销,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发展成长,逐步建立了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有战斗力的人民公安队伍。万晓塘同志从1939年就开始做保卫工作,自19419月至194812月一直担任行署公安总局局长。他政治理论水平较高,思想敏锐,理解和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得当,工作稳妥,具有远见卓识。他平易近人,善于把大家团结起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共同革命目标而奋斗。在他主持冀鲁豫区公安保卫工作近8年中,排除了“左”右倾路线的干扰,建设了一支过硬的公安队伍。这支队伍始终沿着党的正确路线前进,为战胜日本侵略者,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有不少曾和父亲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在撰写回忆文章时,都亲切而郑重地把父亲称为冀鲁豫公安工作的创始人、杰出的战士,都认为这些赞誉对他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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